武夷山的摩崖石刻

朱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书法饱满、遒劲，自成一家，不失为书法珍品。同许多文人雅士一样，朱熹也喜欢题壁摩崖，或讴歌山水，或借景抒情，为后世留下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朱熹的足迹几乎踏遍福建各地，他的摩崖题刻也遍布全省各地。据民国《福建通志》(1938年版，下同)载，朱熹撰题的碑铭摩崖共70余处，分布于建宁、崇安(武夷山)、尤溪、侯官、莆田、光泽、闽清、永泰、晋江、同安、安溪、延平、顺昌、建安、建阳、松溪、浦城等20多个县，尤以崇安和同安为多。实际上还远不止这些，如加上漏载和外省的题刻，笔者斗胆粗估，大概不下百处。像朱熹这样的一代名家，留下如此众多的摩崖题刻，笔者孤陋寡闻，不敢妄断是不是古今第一人，但至少也是屈指可数的了。

朱熹一生71年的生涯中，有50年在武夷山度过，武夷山水哺育了朱熹，给了他营养和灵感，因而他在武夷山的题刻也最多。笔者有幸工作在这块风水宝地，经常瞻仰朱熹留在山中的墨宝，感受朱熹理学的熏陶，感慨不已。因将所见、所感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一、朱子题刻是武夷山摩崖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夷山现存朱熹摩崖题刻(不计碑刻、匾额及后人撷朱熹诗作、遗墨补刻)共13方，约占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内现存古代摩崖题刻(指清代及其以前，不计碑铭、坊刻)326方的4%，占现存宋代摩崖题刻35方的37%。数量仅次于明万历年间隐居于武夷山云窝的卸任兵部侍郎陈省(32方)。1998年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时，朱子理学遗迹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的重视，而朱熹的摩崖题刻，又是朱子理学遗迹的重要内容受到青睐，为武夷山顺利进入《世界遗产名录》铺平了道路。归结起来，朱熹在武夷山的摩崖题刻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1.九曲棹歌。朱熹《九曲棹歌》共10首，是最早赞美武夷山九曲溪两岸风光的棹歌。郭沫若《游武夷泛舟九曲》就有“棹歌首唱自朱熹”之句。《九曲棹歌》约作于南宋淳熙年间，此后，成为千古绝唱，代代相传，直至今日，乘筏游览，仍可听到筏工击棹引颈的高昂歌声。历代也多有步韵唱和者，如宋代的方岳，明代的刘信、张时彻、黄仲昭、郑善夫、马豹蔚、江以达，清代的张坦、来谦鸣、僧明钦、王复礼、董天工等都曾和朱熹原韵讴歌九曲。据民国《福建通志》载，《九曲棹歌》10首全部镌刻于九曲溪各曲岩壁，但对镌刻时间尚难确定：“云‘淳熙甲辰仲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今拓本无年月，不知何时上石，无可考矣。”但估计也是朱熹闲居武夷精舍时(1183～1190年)镌刻于石。10首棹歌，经800余年的风吹日晒，至今尚存一曲、二曲、四曲、五曲、六曲、八曲6方，分别刻于一曲水光石，二曲勒马岩、四曲题诗岩、五曲晚对峰、六曲响声岩、八曲上水狮岩。为了让游客乘筏游览时能完整欣赏朱熹这一千古绝唱，武夷山风景区管理部门于1997年又分别补镌了二曲、三曲、五曲、七曲、九曲棹歌(其中二曲、五曲棹歌因朱熹原刻离岸较远，在水上看不见，故也补刻于乘筏可见处。)《九曲棹歌》已成为武夷山九曲溪精品旅游线路的重要文化景观。

2.哲理题刻。武夷山表达朱熹理学思想的题刻有“逝者如斯”、“天心明月”、“忠孝”及已佚的“沧浪歌”等。“逝者如斯”四字镌于六曲响声岩，竖书2行，幅面(高×宽，下同)130×120厘米，每字规格50×45厘米，离地高度(指字幅上沿至岩前站立地面，下同)350厘米。题刻四字出典于《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从题刻可以联想到朱熹对国家多难和身世坎坷的悲愤以及对理学真谛的执著探究和追求。同时告诫世人光阴就像眼前的流水，奔流向前，永不停留，因而要珍惜时光，奋发拼搏，不要虚度年华。“天心明月”刻于二曲溪南的楼阁岩，竖书1行，幅面230×50厘米，每字规格50×42厘米，距地高度540厘米。朱熹以这四字启示人们理解“理-分殊”的哲理。正如他对“理-分殊”的通俗解释：一方面是一理摄万理，犹如天上一月散而为江河湖海之万月；一方面是万理归于一理，犹散在江河湖海之万月，其本乃是天上之一月。“忠孝”两字镌于二曲溪南的勒马岩、二曲棹歌东侧，横书，幅面60×100厘米，每字规格50×40厘米，距地高度180厘米。朱熹一贯认为这两字极其重要，曾连书“忠孝廉节”四字于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又书“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可见朱熹对这两字的重视程度。将这两字摩崖刻石，当然是希望他这一思想能代代相承、发扬光大。

3.纪游题刻。朱熹偕友游览武夷名胜的纪游题刻现存仅两方，都在六曲响声岩。一方刻于淳熙二年(1175年)，全文为：“何叔京、朱仲晦、连嵩卿、蔡季通、徐文臣、吕伯共、潘叔昌、范伯崇、张元善，淳熙乙末五月廿一日。”竖书18行，每行仅2字，幅面57×410厘米，每字规格19×19厘米，距地高度190厘米。这幅石刻与中国哲学史的一场著名辩论紧密相连。南宋淳熙二年(乙末)，朱熹率学友、弟子等人，偕同浙东派学者吕祖谦师徒前往与崇安毗邻的江西铅山县鹅湖寺，同江西派学者陆九龄、陆九渊兄弟进行学术论辩，这就是哲学史上有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以朱熹为代表)同主观唯心主义学派(以陆氏兄弟为代表)的一场大辩论，史称“鹅湖论辩”。行前，朱熹、吕祖谦等偕同学友、门生等游览武夷山，并勒石纪胜。刻石文字中的何叔京名何镐，邵武学者，是朱子的弟子与学友；朱仲晦即朱熹；连嵩卿名连崧，邵武学者，朱熹弟子；蔡季通名蔡元定，朱熹第一门徒，建阳理学家；徐文臣，旧志载为“徐宋臣”，但实地核对，应是“文臣”；吕伯共(恭)即吕祖谦；潘叔昌名潘景愈，浙江学者；范伯崇名范念德，建阳学者，朱熹弟子；张元善即詹体仁，一度随舅姓张，崇安学者，朱熹弟子。短短36字，不仅记录了这场大辩论的时间，更记录了参加论辩的主要人物，意义非常。另一幅纪游题刻镌于淳熙五年(1178年)，距前次仅3年，题刻全文为：“淳熙戊戌八月乙末，刘彦集、岳卿、纯叟，寥子晦，朱仲晦来。”竖书6行，幅面170×210厘米，每字规格38×30厘米，距地高度1200厘米。题刻记录了朱熹与理学挚友、弟子频繁交往、切磋磨砺的情况。其中刘岳卿名刘甫，崇安人，抗金将领刘衡之子，遵父嘱终身不仕，隐于武夷山水帘洞，朱熹与蔡元定等常到水帘洞共探理学奥义，逝世后，人们在水帘洞建三贤祠，祀刘子翠、刘甫、朱熹三贤。廖子晦名德明、顺昌人，朱熹弟子；刘纯叟名尧夫，抚州金溪人，朱熹弟子。

4.景名题刻。朱熹在武夷山的题景刻石不多，现存的仅“小九曲”、“茶灶”两处。据清《武夷山志》、民国《福建通志》载，在溪南灵岩(一线天)还有“灵岩”两字，但或已风化，或被苔藓覆盖，尚未发现。“小九曲”3字刻于四曲溪北的金谷岩，横书1行，幅面70×160厘米，每字规格37×33厘米，距地高度490厘米。金谷岩前有洲石耸立溪中，峥嵘突兀，昂首斜向，岩面平滑如削，形状特异，各试剑石。试剑石西，巨石罗列差互，清湍洄伏其中，曲流通幽，颇具溪山胜概，人称小九曲。“茶灶”刻于五曲溪中茶灶石上，横书，幅面60×100厘米，每字规格50×35厘米，离地高度120厘米。茶灶为朱熹武夷精舍12景之一，位于武夷精舍西侧溪流中，为一块天然洲石，上有数处砾石脱落岩穴，可燃炭煮茗。朱熹经常偕友到石上煮茗论道，并有《茶灶》诗一首：“仙人遗茶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

二、朱熹武夷山题刻的特点。

1.年代较早。现存朱熹在武夷山的13方摩崖题刻中，有两方有明确的镌石时间，一为淳熙乙末，即1175年，一为淳熙戊戌，即1178年，其它11方都没有具体勒石时间，但从其活动情况分析，应都在绍熙元年(1190年)以前。绍熙元年四月，61岁的朱熹赴漳州任职，卸任后，迁居建阳考亭，直至庆元元年(1195年)去逝。这期间，虽也有数次回武夷山，但都是来去匆匆，不大可能在此题字勒石。据旧志载，武夷山虽有晋郭璞题谶九曲霞斐洲，唐时酒狂许题诗四曲、颜行之勒石一曲幔亭峰下，但现都已无存。现存的300多方古代摩崖石刻中年代最早的是35方宋代石刻。而这35方宋代石刻，除了朱熹的题刻，年代在绍熙元年之前的仅3方，一方刻于淳熙六年(1179年)，一方刻于淳熙七年，一方刻于淳熙九年。所以，虽然不敢说朱熹开武夷山摩崖题刻之先河，但朱熹题刻至少是武夷山现存最早的摩崖题刻。

2.相对集中。武夷山现存摩崖石刻分布于九曲溪、云窝——天游、桃源洞、武夷宫——大王峰、水帘洞、大红袍、一线天、虎啸岩、莲花峰等旅游线路。而朱熹现存的13方题刻，除一方刻于一线天景区楼阁岩外，全部集中在九曲溪沿岸。尤其是六曲响声岩，一块岩石上，刻着朱熹的4方石刻。象朱熹这样的名人，在一方石上留下4方勒石，这在全国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

3.形式多样。朱熹在武夷山现存石刻虽然只有13方，但题景、赞山、纪游、抒怀各种形式都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别是《九曲棹歌》开歌九曲溪之先河，千年传唱，是武夷山石刻中独具一格的创作。

三、朱熹题刻对其后武夷山题刻的影响。

一方面，朱熹题刻是武夷山年代较早的题刻，一方面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所以，朱熹的题刻对其后武夷山的摩崖题刻产生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有人观看朱熹题刻，有感而发；有人瞻仰朱熹遗迹，勒石纪胜；有人仿效朱熹，寄情山水；有人题壁勒石，彰明理学。笔者粗略统计，武夷山现存摩崖石刻中，有20余方与朱熹有着直接的联系，年代宋、元、明、清各朝都有，可见朱熹题刻、朱子思想影响深远，代代相传。现将其略加归类表述。

1.观看朱子题刻有感而作的题刻。这方面的题刻现存有5方。如宋嘉定九年(1216年)留元纲刻于四曲试剑石的题刻，就是“赓文公之棹歌，访武夷之归事”之后，摩崖纪胜；宋宝二年(1254年)，朱熹大弟子蔡元定之孙蔡公亮偕友游武夷山，“诵紫阳夫子神斧之章(当指朱熹《九曲棹歌》)，慨然有感，援笔赋诗，题名而归。”(跋文与3首同韵唱和诗镌于溪南蓝岩)；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建宁府通判毋逢辰镌于六曲响声岩的“至元庚寅重三节，蜀人毋逢辰督修武夷书院毕。…………来观文公题刻”；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云窝隐士陈省刻于六曲响声岩的题刻，也是偕友及子“览朱晦翁‘逝者如斯’字，景贤讲德，徘徊石上，不徒爱其书也，识之。”

2.瞻仰、修建、保护朱子遗迹的题刻。与朱熹遗迹有关的摩崖题刻现存5方，大多为记事题刻。如宋咸淳四年(1268年)，武夷书院山长凤午凤镌于四曲题诗岩的“咸淳戊辰，三司奉朝旨鼎建武夷书院…………”；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徐梦奇“诣武夷，拜谒文公祠下”之后，勒石六曲响声岩；元泰定四年(1327年)，崇安县尹张端本陪侍京官“拜紫阳先生祠下，载瞻遗像，心仪神交，充然有契。”勒石于四曲题诗岩；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巡抚福建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某镌于山北水帘洞岩壁的饬禁令，则是保护三贤祠(祀刘子、朱熹、刘甫)的告示，强调“示仰该地方官民人等知悉：所有武夷山水帘洞宋儒刘屏山祠宇，仍听该裔孙看守。僧人景真立速驱逐，不许容留居住。如有故违，定即严拿究处，决不轻贷。”

3.彰明朱子理学的题刻。武夷山摩崖石刻中与朱子理学相关有十余方。如：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安徽理学家方孔昭刻于云窝云路石的“重洗仙颜”，就是主张以朱子理学来肃清(重洗)人们思想中的儒释道混杂现象。他在《武夷》一诗中写道：“峰表铿翁二子能，曾孙有术多凭陵，鸡犬白云何缥缈，应是玄黄怪未了。独有考亭数字存，期间重洗五百仙人颜。”正是“重洗仙颜”的注脚。(诗中“铿翁二子”指彭祖的二子彭武、彭夷，“曾孙”指武夷乡民，“考亭”指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镌于五曲晚对峰麓的“道南理窟”及跋文，则凝聚了提督福建陆师的马负书及马应壁父子两代人对朱子理学的尊崇，赞扬理学(道)南传武夷山后，由于朱熹的集大成，使武夷山成为理学家荟萃、书院林立之地。清光绪八年(1882年)，由崇安游击升任浙江象山协副将的余宏亮镌刻于水帘洞的“活源”两字，则出于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意即学问来自书本，水帘洞岩巅水注泄往的浴龙池为一方肖形为书本的池塘，水帘洞的源头是岩顶的活水，一语双关，寓意深刻。

《福建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