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概述
古人把文字和图案篆刻到石头上，以石刻文字 图案保存记载当时的史事，保留了历代的书法印迹之文笔风采，传承出书法文字的文化艺术。
碑帖概述
碑帖作为文物藏品门类之一，最初源于唐而兴盛于宋。碑帖是金石学的一个分支，在文物藏品中是很独特的一类。
碑，起源于西周，但不是现在我们见到的文字碑。秦代出现刻石，如著名的《琅琊台刻石》，古人称之为碣。另将长方形的刻石称为碑。秦始皇刻石纪功，开树立碑碣的风气，东汉以后，碑碣渐多，有碑颂、碑记、又有墓碑。 碑拓源于金石碑刻，起源于唐，为收藏名碑字迹而用。宋代以后，碑拓艺术被刻帖替代，专以书迹为重点而刻石以传世的拓本为帖，通俗地讲类似于今日的影印。现存的碑拓含碑帖和刻帖两大系列。
一、刻石、碑拓的演变
1.石碑的种类
刻石和石碑是产生拓本的原始物品，是古代金石学的研究对象，时至今日仍是重要的文物，更是碑拓的基础。
带文字的刻石起源于何时不很确切，相传夏商周刻石如《岣嵝碑》、《比干墓字》、《坛山刻石》等均是后人附会摹刻。确实可信的三代石刻只有近年河南安阳出土商代石簋上的字；春秋战国时秦的石鼓文；中山国《河光石刻》字等。秦始皇东巡刻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共有7块：《峄山》、《泰山》、《之罘》、《琅琊》、《东观》、《碣石》、《会稽》，今仅存《琅琊山刻石》。
西汉时期是否有文字石碑尚无考古资料证实。有少量传世西汉带字刻石，如《群臣上寿刻石》，为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刻制，是目前已知西汉最早的带字刻石。
东汉开始，碑刻大量出现。今日所见碑的形制是东汉时期成熟的。东汉末年、西晋时期出现了买地券、墓志等刻石（砖）文字。
碑
先秦已出现，其形制沿袭2000年不变。由碑额、碑身、碑座组成。
《说文》：“碑，坚石也。”碑之初名始于周代，其义有三：①指宫寝庠序中庭测日景之石。《仪礼·聘礼》：“东面北上，上当碑。”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其材宫庙以石。”②庙中系牲之石。《仪礼·祭义》：“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孔颖达疏：“君牵牲入庙门，系著中庭碑也。王肃云：以贯碑中。”③墓所下棺之大木，形如碑。《仪礼·檀弓》：“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绕。”《丧大记》：“凡封用，去碑负引。”郑注：“树于圹之前后，使挽者皆击绋而绕，要负舒纵之，被夫脱也。用绋去碑者，谓纵下之时也。”
由此可见早期碑的形制与后来碑的形制是不同的。近人马衡考证：刻文于碑是汉以后的事，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登泰山，刻石纪功，只称“刻石”，未尝称“碑”。《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碑：用以刻辞，果始自何时？曰，始于东汉之初，而盛于桓、灵之际，观宋以来之所著录者可知矣。汉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量者，乃墓碑施鹿卢之遗制。其初盖因墓所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纪事于其上，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故最初之碑，有穿有量。题额刻于穿上量间，偏左偏右，各因其势，不必皆在正中。碑文则刻于额下，偏于碑右，不皆布满。魏、晋以后，穿量渐废，额必居中，文必布满，皆其明证也。”刘熙《释名》：“碑者，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碑的正面谓“阳”，刻碑文；碑的反面谓“阴”，刻题名；碑的左右两面谓“侧”，亦用以刻题名。也有碑阳、碑阴均刻碑文的，有的碑文过长，从碑阳至碑侧、碑阴旋转而刻的。碑首称“额”，为标题，篆文居多。四周多刻有蟠螭、蟠龙等，甚精美；亦有质朴者，只作圭首状。
汉以后碑额多为蟠龙碑座（碑趺），汉以前为长方形，上不雕花纹。唐时葬令云：“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首；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明清时又有须弥座，上有浮雕花纹，是从佛座演变而来。
碑身刻字从东汉以后普及。按照文字内容，碑的种类有：墓碑，如汉代《袁安碑》、《鲜于璜碑》等；功德碑，如东汉《裴岑碑》、唐《述圣碑》等；庙碑，如北魏《晖福寺碑》、唐《重修东陵圣母宫碑》等；诏敕文牒碑，如唐太宗《少林寺赐田敕》、宋太祖《戒石铭》、元代《圣旨碑》，文牒如北宋《中书门下牒永兴军》等；界碑，如唐永泰二年丰乐寺《大界相碑》、北宋《栖岩寺四至记》等；杂碑，如颂碑、书目碑等。
碣
汉以前碑碣混淆，界线不清，如《孔谦碣》实则为碑。故碑碣之分是汉代以后的事，但也有例外，如唐《潘尊师碣》也是一个大碑，但碣首自称：“唐默仙中岳体玄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师碣文”。
《说文》：“碣，特立之石。”古人称长形刻石为“碑”，称圆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刻石为“碣”。《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李贤注云：“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清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纪《琅琊台刻石》之尺寸曰：“石高工部营造尺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宋赵彦卫《云麓漫钞》纪国山刻石形状曰：“土人目曰囤碑，以石圆八出如米廪云。”清阮元《两浙金石志》纪禹陵窆石曰：“高六尺，周广四尺，顶上有穿，状如称锤。”即属碣。再如石鼓亦属此类形制，故亦称“猎碣”。自碑制盛行后，碣之形制渐废。然后人碑、碣名称常混用。
现称碣者，以秦始皇刻石为典型。
墓志
东汉末，曹操严禁立碑。晋武帝时诏云：“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绝之。”魏晋之后，经北魏孝文帝改革，碑才又重新兴盛。魏晋禁碑，人们为祭悼亡者，于是出现了墓志。
墓志是埋在墓内的墓碑。上面记载死者的姓名、籍贯和生平。墓志起源于何时众说不一，有四种年代：西汉、东汉、魏晋、南宋元嘉年等。现知标明为墓志铭的方形墓志以刘宋大明八年（464年）刘怀民墓志为最早。东汉晚年和西晋墓中或有与墓志相近的方形墓碑，但都不自称为志，如1965年北京八宝山出土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华芳墓志，首题为“晋使持节侍中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幽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博陵公太原晋阳王故夫人平原华氏之铭”。北魏以后，方形墓志成为定制，下底上盖，底刻志铭，盖刻标题。此外，有的在砖上写或刻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也属墓志范围。
石经
将儒家经典刻在石上以传世，始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史称《熹平石经》。其他较著名的有《正始石经》（240～249年）、《唐开成石经》、《蜀石经》、《北宋石经》、《南宋石经》、《清石经》等。至今，唐《开成石经》存西安，清十三经刻石存北京国子监，比较完整，余均残缺。
摩崖石刻
指刻有文字的山崖、石壁之天然石。前人常于需要叙功、纪事的地方，就地刻石，不另立碑。由于摩崖往往是崇山峻岭之间，山巅断崖之上，故不易受人为的破坏，而往往受陵谷、风雨侵蚀的坏损。清叶昌炽考证，远在商、周时代已有摩崖出现。近人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摩崖者，刻于崖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秦刻石中惟碣石一刻曰刻碣石门，不云立石，疑即摩崖。”汉以后著名之摩崖有永平六年《?开褒斜道记》，建初六年《昆弟六人造冢地记》，建和六年杨孟文《石门颂》，永寿元年李君《通阁道记》，建宁四年李翕《西狭颂》，建宁五年李翕《析里桥阁颂》，熹平二年《杨淮表记》等。后人取其易成，故又往往于崖壁间刻经造像、诗文题名等。
刻在石上的佛教经典有刻在摩崖、石碑、幢等形式。现存石刻佛经有山东泰山、徂徕山，山西太原风峪，河北北响堂山等处，而以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最为著名。
经幢
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种。创始于唐。一般作八楞柱状，也有六楞、四楞或用多块石刻堆建而成。柱上有盖大于柱径，上刻有垂幔、图案等。柱身刻经文和佛像等。经幢形制甚多，名称也多，如称“石柱”、“八楞碑”、“八佛头”、“宝幢”、“花幢”等。“幢”字亦有作“憧”等。经幢高者逾寻丈，小者不过径尺。经幢上文字一般为楷书，隶书、篆书甚为难得。
其他类别还有画像石墓、题咏题名等类石刻。
今日所称碑刻是广义的范围，从最初没有文字系棺用的竖石，发展到后世的文字碑、造像等。
2.碑及碑拓
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其著作《语石》中说：“今人碑帖不分，凡刻石之文统呼为碑，及墨而拓之纸，则又统称为帖，虽士大夫未能免，俗甚矣其陋也。”亦有人主张碑拓装裱后仍称为碑，造像与墓志装裱后仍称造像与墓志，名称是以拓本而定，不能因为是白纸黑地拓本而称帖。碑拓与后人所称帖很难有严格界线。碑帖过去只是供书法研习，后来，人们为了碑帖的收藏，区别其价值依据碑帖字迹的缺损完好，字口的变化来鉴别某一碑帖的拓制年代及收藏价值。研究者根据某帖多某笔、某帖多某字即为古拓，反之为近拓。也有一些收藏者在自己收藏的碑拓上题跋考据，细考此物的年代真伪。
（1）碑文书体的变化
金石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文字的发展演变。碑作为一个历史的载体，记录了汉以后文字演变的历史及文字的书法艺术。
战国时期的石鼓文是目前最早的石刻文字，字体介于大篆小篆之间，是商周青铜器铭文向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过渡。
秦始皇统一文字，命丞相李斯创小篆体。峄山、泰山、琅琊山刻石为代表。
西汉继承秦代书法，但逐渐变篆为隶。考古出土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等汉墓帛书、竹简均为此书法。汉代碑文以隶书为主，汉代的书法艺术，清代书法家王澍云：“隶法以汉代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其代表作品有《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鲜于璜碑》、《张迁碑》、《校官碑》、《三老忌日碑》等。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隶书处于演变阶段。此时隶书尚无撇捺，如《扬量买山地记》、《孝禹碑》等。东汉顺帝以后的隶书，方才彻底脱尽西汉含篆的笔划，为汉隶鼎盛之期。其书法上承秦篆，下启魏晋隋唐正楷。
汉隶书法笔画刚健又不失阴柔，方劲沉着、古朴厚重。至东汉末年，已走向平板刻画，失去汉隶之神韵。
《谷朗碑》、《司马芳残碑》等为半隶半楷之字体，是由隶书演变为楷书的开始。
西晋始，隶书更为平板刻画，如今日勾填之字，如《郛休碑》、《孙夫人碑》、《辟雍碑》等。东晋南迁，书法由隶变楷渐多，达到高峰。南京出土东晋墓志，如《王兴之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等，此时，书法名家王羲之、王献之等多为楷与行草。
南北朝时期，行楷成熟。南朝楷书稍早于北朝。南朝到宋时期《爨龙颜碑》是楷书石刻的最早作品，而梁代《肖碑》为书法家贝义渊书，是成熟的楷书。北朝碑刻著名的有《华岳庙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等。北魏太和以后，“魏碑”书体有《晖福寺碑》、《高庆碑》、《张猛龙碑》、《根法师碑》、《龙门二十品》等。
隶书演变为楷书之后,篆隶书体仍然存在。正式通用字体为楷书，篆书多用在碑额和墓志盖上的文字；有少数碑额、墓志盖用隶书、楷书。正文很少用篆书的。
隋代年代很短，《龙藏寺碑》、《曹植碑》及《苏孝慈》、《董美人》等墓志的碑文融南北为一体，开唐书之先导。
唐朝的书法达到空前的高峰，真草隶篆四体具备，欧柳颜赵各领风骚，书法艺术臻于完善。
唐代碑刻众多，成为后世摹练书法的范本。如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洵《皇甫诞碑》、《九成宫碑》，褚遂良《伊阙佛龛铭》，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碑。唐太宗李世民酷好王羲之书法，不但自摹，并提倡学习，亲书《晋祠铭》、《温泉铭》；唐高宗书《万年宫》、《纪功颂碑》；武则天草书《仙太子碑》等均以身体力行。
唐以后，书体变化不大，碑刻的考据价值低于前代，宋以后帖学发展，形成新的门类。
（2）碑拓的历史艺术价值
古之“树碑立传”，碑包括墓志，是很庄重的。
金石文物的历史比书籍久远，史料准确客观，可补史之缺，正史之误。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一书中指出：“撰书、结额的结衔，可以考官爵，碑阴姓名亦往往书官于上，斗筲之禄，史或不言，则可以补阙。郡、县、省并陵谷迁改，参互考求，于目验。关中碑志〖BFQ〗，凡书生卒，必云终于某县、某坊、某里之私第，或云葬于某县、某、某里之原，以证《雍录长安志》，无不吻合。推之它处，实有资于邑乘者多矣。至于订史，唐碑之族望，及子孙名位，可补《宗室宰相世系表》。建碑之年月，可补《朔润表》。生卒之年月，可补《疑年录》。北朝造像寺记，可补《魏书·释老志》。《天纪功》、《天发神谶》之类，可补《符瑞志》。投龙、斋醮、五岳登封，可补《郊祀志》。汉之孔庙诸碑，魏之《受禅》、《尊号》，宋之道君《五礼》，可补《礼志》。唐之《令长新诫》、宋之《慎刑箴》、《戒石铭》，可补《刑法志》。古人诗集，凡有登览纪游之作，注家皆可以题名考之。郡邑流寓，亦可据为实录。举一反三，饷遗靡尽。”直至今日，历史学家经常大量引用碑志的原始资料。
但碑拓的价值更多地运用于艺术欣赏和艺术收藏方面。
历史遗留的碑刻散存在全国，寻访不易，自宋代之后，碑刻被大量拓印，特别是一些名碑，更是如此。随着时间的积累，碑拓本身又有了优劣和时期的历史艺术价值。
名碑名拓更是收藏的热门。明代吴门画派领袖文征明，把自己收藏的碑帖刊印成书，名《停云馆帖》。董其昌刻了《戏鸿堂帖》，两人收藏的碑帖有数百种，明代万历年间，《曹全碑》出土后，明代文人学汉隶成风。
另一方面，文人书画家从古碑断碣中，刻意搜求新体，如金农、郑板桥从汉碑中创出了“漆书”和“六分半书”。乾嘉之后，古碑大量出土，在朴学领袖阮元提出学碑体的号召下，邓石如、伊秉绶、包世臣、赵之谦等大书家，接踵而生，从唐朝的碑刻中蜕变出新，形成乾嘉的“碑学中兴”。嘉庆十年成书的《金石萃编》共160卷，收录三代至辽金石刻1500种，是金石学史上的巨著。到了清末，碑刻学从金石学独立出来，单成一门。现在流传下来的金石学著作有1000多种。
碑帖中蕴含着丰富的书法营养，是几千年书法艺术的结晶，这些传统的书法艺术之美的沉淀，成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碑帖收藏自宋代兴起，一直到民国，都是极珍贵的收藏品。中国社会历来由文人秉持，文人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立志。因此，文字是文人的另一种生命形式，书法就成了文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帖的地位也就非常高。从收藏方面讲，家有一名帖，就可自冠收藏家。如乾隆皇帝得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后，将书斋命名为“三希堂”。
对于古代碑拓的鉴别、收藏、整理，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碑帖的专著，自宋代始，以考据内容和书法为多，主要有清代王昶主编的《金石萃编》；民国初年方若著《校碑随笔》，专门考查字迹损坏情况，鉴定碑刻拓本时代。还有《集古求真》、《南村帖考》等书。碑拓收藏的重点应以唐代以前的碑刻为主。石鼓文是中国石刻艺术之祖，原石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唐代初年在陕西出土，传有唐代拓本，今未见。现存有明安桂坡十鼓斋所藏三种北宋拓本。明初拓本，“”之“”字未损，明中叶拓本“黄帛”二字未损。
秦代刻石，琅琊刻石，泰山刻石有宋代拓本。现存最多的是清嘉庆以来的十字本。
东汉是碑刻艺术的高峰，留下精品甚多。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体现了中国隶书发展的全貌。因此，收藏家和爱好者都尽量买碑帖而不是刻帖。
汉碑年代久远，可大部分碑石都是清代乾嘉以后出土的，拓本年代也都是这一时期以后的，也有一些著名的碑出土较早，曾有宋拓本传世，现在能见到的以明清拓本多，如《乙瑛碑》、《张迁碑》等，均为汉代最著名的碑刻作品。
东汉晚期至三国禁碑，这一时期的碑刻作品少，大碑不过十几件。现存《受禅表》、《孔羡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等。
由于禁碑，小碑开始多起来，主要是墓志。墓志的主要价值在于考古和史料，加之墓志多为博物馆收藏，拓本很少流传。
北魏碑刻多是明末以后出土，清乾隆以后的拓本居多。如《龙门二十品》所见最早的拓本为康乾时《扬大眼造像》。
宋代兴起金石考据学，以后拓本多起来，如唐《九成宫》、《多宝塔》、《圣教序》等都有宋拓本。
碑拓的辨伪及版本鉴定，主要从历史年代、地理、避讳、书体、书法及拓印、纸张、题跋、印章等方面入手综合考据。充分借鉴前人的经验。其中清方若《校碑随笔》、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两书考订碑学十分详细，是基础著述。
今日碑拓收藏较几十年前乃至古代已有较大不同，古时为摹习书法，翻刻、造伪者很多，今日已大大减少。但因国家为保护文物，已禁止传拓古碑。有些人为营利，翻刻名碑传拓出售，这类拓本一望可知，不具收藏价值。
二、帖的产生和发展
本文碑帖泛指所有碑碣墨拓和各种法帖。古代石刻有两大流：一为碑；二为帖。
碑是为某一事件人物专立的纪念石，文字或以纪事或以颂德，是一件不可移动的独此一件的文物。而帖是将碑文或图案拓下来，用以传习或欣赏收藏之用。
帖与碑在形式上与内容上都不同。
帖，《说文解字》释为“帛书也”。后泛指一般的笔札。五代以后，有人汇集名家书迹，摹刻于石板（或枣木版）上，锤拓以流传，称为法帖，也简称帖。从帛书到刻帖以至于一切书写、摹刻、锤拓、影印文字，作为临摹书法的范本，装裱成册的都可称为帖。清以前有专门的帖学，专门研究法帖的源流、优劣、拓本的先后好坏，以及书迹的真伪和文字内容等。清代嘉庆、道光以前，书法崇尚法帖。清代金石学家阮元提出南北书派论后，一般称碑学为北派，帖学为南派。
碑帖的起源与发展是碑刻的起源发展的一部分。不同之处在于碑刻是一件地域性、时代性都很强的孤品，可对同一件金石文物反复锤拓千百年，同一件碑刻的拓本非常多，同一件碑刻的拓本的历史、艺术价值差别很大。故而，碑帖发展和碑刻发展的过程同源，但不同流。研究碑帖也需首先从碑刻入手。
碑帖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与书法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碑帖最初的用途就是供人临摹书法之用，因此传世碑帖都是名人书法。目前存世最早的拓本是《孔子庙堂碑》，唐虞世南作，传为唐拓孤本。19世纪流落日本，现存于日本东京三井听冰阁。
东汉以后，书法受到社会的重视，“光武中兴，武功既盛,文事亦隆，书家辈出，百事宗仰，摩崖碑碣几遍天下…………”（祝嘉《书学史》），汉隶、魏碑、章草、正楷不断出现，出现了一大批书法家。东晋时期书法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从汉字书法发展看，魏晋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楷书和草书到魏晋时已臻成熟。两晋时，其草、行三体具备，是中国书法史上继汉代“隶变”之后又一巨大变革。锺繇、王羲之是这一时代的卓越代表，开辟了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唐代流行模刻名人的真迹，如唐太宗爱好王羲之的行草书，把《兰亭序》模刻到玉版上，将拓本赏赐群臣。唐太宗命大臣与名书法家撰书碑文，数量巨大。书法到了唐代，不但诸体初备，而且法度严谨。例如，楷书在魏晋时已大体定型，而且达到很高水平，到唐代则十分成熟。初唐四杰虞世南、欧阳询、诸遂良、薛稷是代表人物。而颜真卿则是继王羲之之后中国书法史上又一集大成者，他开创了有唐一代刚健雄强的书风。颜之楷书有特点、有个性，是盛唐的代表。而李邕、张旭、怀素则在行草、狂草上有重要突破，使中国书法呈现出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
著名的西安碑林就是北宋元二年（1087年）为保存唐代的“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等历代碑刻而兴建的。西安碑林收藏的唐代名碑中较著名的有：僧怀仁集王羲之书而刻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欧阳询书《皇甫诞碑》，褚遂良书《同册三藏圣教序碑》，颜真卿书《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柳公权书《玄秘塔碑》，欧阳通书《道因法师碑》，史维则书《大智禅师碑》，李阳冰书《三坟记碑》等。
唐代的书法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时唐代的碑刻也非常发达。带动了碑帖的产生和发展。
帖是石刻的一类，虽然帖有木刻，但毕竟是少数。宋《淳化阁帖》，每册末尾年月下刻某某“摹勒上石”。唐代流行模刻名人真迹，这种木刻或石刻的文字称为帖刻，而不是碑刻。
自唐宋后，文人士大夫为科举、上奏、应酬，都练帖，必须有一手好字。唐玄宗、宋徽宗等皇帝爱好写帖，帖学一门在唐宋两朝如日中天，异常兴盛。写帖、刻帖、集字刻碑成风。唐玄宗酷爱王羲之的书法，得《兰亭序》后置于座侧，朝夕观览，使得天下文人都去学王羲之的字，致使人们争相集王羲之字刻碑，有人统计有过23种王羲之字的刻石，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
《圣教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贞观时，僧人玄奘从印度取经返回长安，翻译佛教三藏要籍657部，唐太宗亲自作序表彰此事。今存四种唐代圣教序：（1）褚遂良楷书，称《雁塔圣教序》。（2）王行满楷书。（3）褚书临本。（4）《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怀仁是长安弘福寺僧人，善文好书，受长安诸寺委托入宫集王羲之字迹，计24年，集摹成此碑。唐时存王羲之书法尚多，但都存在宫中，此碑一出，书坛争相观摹。此碑也为后世保存了众多王羲之遗笔。
古代帖是专以文章、书法、墨迹为重，鉴赏者及临摹者则更偏注于翰墨的优劣和点划的微妙。而立碑则主要是记事传文，因此帖实际上属于艺术的范畴。
帖刻是南唐李所创。他看到历代墨迹日渐消亡，命徐铉将内宫珍藏的历代名人书法勾勒上石，拓印出来的拓本名为帖，以传百代。他后来废吴帝，自立为大齐，国号升元，后人便称其拓帖为《升元帖》。
宋以后，《升元帖》已不多见。目前传世最早的一部帖是北京淳化三年（992年）所刻的《淳化阁帖》。宋太宗命翰林侍书王著重刻《升元帖》，并从秘阁中送出汉代张芝、崔瑗、魏晋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唐代颜、柳、欧和怀素等人的墨迹，摹勒于枣木板上，标曰《法帖》，又称《淳化阁帖》。
宋代刻帖十分流行，大型汇刻本不下10种。宋大观三年（1109年）宋徽宗命蔡京将内府藏墨摹刻上石名为《大观帖》。因《淳化阁帖》和《大观帖》汇集历代名家墨迹，故又称这类帖为丛帖。
临摹学习碑帖，整张拓本极不方便，于是将拓本剪装成册，既便于翻阅与临摹，又便于收藏，所以现在存世善本碑帖多都装裱成册。
元代刻帖极少，传世更少。
明代刻帖继承了宋代的传统，仍以刊刻丛帖为主。早期所刻《东书堂帖》、《宝贤堂帖》和后来的《停云馆帖》、《真赏斋帖》、《余清斋帖》、《戏鸿堂帖》、《玉烟堂帖》、《快雪堂帖》等都是著名汇刻法帖。
明代的断代法帖较多，如《晴山堂帖》等都是专刻名人墨迹。个人法帖中有专刻苏轼、蔡襄书法的《雪浪斋帖》、《古香斋帖》；专刻董其昌书法的《来仲楼帖》等。
由于辽金元时期的多年战乱，古代碑帖亡佚很多，到明代，连宋刻丛帖都难寻见。明代文人就以刻帖传播碑迹。不少文人直接参与勾摹上石。如文征明父子勾摹的《真赏斋帖》，被誉为明刻第一帖。
清代刻帖前期以宫廷为主，据《国朝宫史》和《续国朝宫史》记载，宫廷镌刻的帖有百余种之多，大都是乾隆时所刻。最著名的是《三希堂法帖》，是以内府所藏历代书法名家作品选编而成，因内有乾隆帝特别喜欢、秘藏在养心殿三希堂内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的《伯远帖》三件希世之宝，故取此名。《钦定重刻淳化阁帖》是乾隆依据所谓宋太宗赐毕士安本为底本而刻。
清代民间刻帖也很盛行，早期的民间刻本大都是集历代名人书法的丛帖。《式古堂法帖》是卞永誉从其家藏的魏晋至宋元历代名家书迹中鉴选的。卞氏精于鉴赏，收藏丰富，选帖精良。又请当时名手黄元双勾、刘光镌刻，在当时所刻法帖中堪称一流。清代大收藏家梁清标以家藏墨迹刻《秋碧堂法帖》，所收法书精良，镌刻亦十分精善。《翰香馆帖》为明末清初刻贴名手刘光自选自刻，其精致可想而知。总之，清代刻帖之风极盛，种类数量之多都大大超过前代。民国初年亦有两部帖，为《壮陶阁帖》和《蕴真堂帖》。此后由于影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就不再刻石传拓。
碑帖的书法价值和历史价值乃至商业价值都在发生变化。今拓远不如古拓，况且国家已不允许再传拓，其书法艺术价值。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也由过去临摹为主转为欣赏为主。帖的实用价值已由原拓改为印刷品。碑帖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转而为收藏和学术研究之用。更由于大量名人、名撰、名书法墓志的出土，填补了碑刻的缺项和数量少的不足，资料查找很方便，但收藏越来越难。
碑拓的母体是碑石，经战乱和历史变迁，许多今已见不到，有些亡佚的碑石幸有拓本流传，但毕竟是少数。
由于碑帖具有数量多，流传广的特点，因而碑帖收藏较其他类文物收藏要普及。就有去芜存精的必要。
碑石历史悠久，加上自然风化，给碑体本身留下许多痕迹。越早的碑，文字存在越多，碑面完整。时间越长，损伤越大，碑字越少。因此，碑字的多少是碑帖鉴定的最重要的内容。另外，碑上字是字口向内倾斜，拓碑是拓一张洗一遍，随着时间的推移，碑石再坚硬，也会越磨越薄，字口越来越瘦，一般讲，同一碑两张碑拓对比，笔道肥的拓本要早。
三、北京收藏碑帖的特征 作为金、元、明、清四朝京师的北京，在中国封建王朝后几百年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同时，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它既是全国著名学者和专家的汇聚地，也是金石碑帖整理、收藏、集散的中心。就其文化功能讲，此前历朝都无法相比，也是全国的首善之区。
1.北京建都800多年，成为碑帖收藏的中心区。
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收藏高峰，一个形成于北宋，一个形成于清。
北宋的公私收藏，形成了金石学。欧阳修广览公私所藏，收藏金石刻文上千件，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金石学专著《集古录》。《集古录》一出，众人竞相争阅，金石学成了热门。
宋代另一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及其夫人李清照，毕生钟情金石碑拓，叙仿欧阳修，用20年时间写成《金石录》。该书“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皆具载之。”赵明诚亲自作序，李清照又于绍兴五年（1135年）为此书写了后序。
入清以后，又形成一个历史上收藏研究的最高峰。
清代经康、雍、乾三朝，政局稳定，社会繁荣，首先由于皇帝的身体力行，广搜天下珍奇古董，皇室成员和士大夫赏玩博古，成为一种时尚，态势远胜过宋朝。
北京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形成了明清以来丰硕的收藏土壤。历史上最大的收藏者就是历朝宫廷秘藏，次之，文人士大夫的收藏也多集中于北京。
清代收藏热和训诂考据学的兴起，除了人为因素之外，还有一定社会原因。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在武力镇压汉族人民，反抗的同时，也加强了文化思想专制统治。统治者除了用高官厚禄拉拢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之外，还极力压制他们的反满抗清思想。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横加迫害。这就使得许多文人学者在治学中尽量回避现实政治，甚至把毕生精力都用于对碑帖的收藏、考据工作上。这就是考据学在清朝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的收藏与考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对古代金石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今日科学收藏奠定了基础。但是它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局限。他们收藏和考据往往出于赏玩，八旗子弟玩物丧志者也在其中。有些文人士大夫，埋头于金石学中，完全脱离了社会政治，把金石收藏作为读书人逃避现实的避风港。
碑帖由于其兼有实用性和收藏性的双重特点，读书人家中都有收藏。中国古代八股取士，文人为考取功名，须练一手好字，以至家家都藏帖。
清末民初，书坛碑帖并举之风，与书学研究的兴起相关，康有为撰写的《广艺舟双楫》，集清代书学之大成，其强调碑学主旨的同时，倡导另辟新见。
另有一批收藏大家，如陈介祺、吴大徵、张伯驹、周肇祥等的碑帖收藏引导了收藏潮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北京馆藏碑帖的特点和艺术价值。
北京碑帖收藏居全国之首，除少数清末民初官宦士大夫的后人有较珍贵的收藏外，当今北京馆藏碑帖主要集中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市文物局系统。
除国家图书馆外，北京市文物系统的碑帖收藏又位居北京市之首。
北京市文物系统现存各类碑帖约十数万件，呈现出史传名帖名拓齐全、数量全国第一、独家孤品珍藏的特点。
北京自辽代在此建立陪都始，从金代正式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地面石碑遗留很多，地下埋葬丰富，历代收藏遗传至今的也颇据规模，这一切都是北京成为碑帖收藏的首善之区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今天的北京馆藏碑帖早已远远超出古人收藏、考据、临摩的范畴，具有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和文物收藏的特点。
同时，国家机构的收藏力度也是历史上私人收藏无法比拟的。
北京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馆藏碑帖来源有四类：一是，传世作品，如前述名帖；二是三次全市文物普查对所有碑刻都进行了锤拓，第一次文物普查是1957年，距今已近半个世纪，经过“文革”今已半数无存，第二次文物普查是1982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是1998年，三次普查的碑拓具有极高的史料艺术价值；三是50年来考古出土的墓志；四是在社会上征购的碑帖。所收藏碑帖中传世碑帖收藏最全，其中不乏珍贵的宋拓本。名碑、名帖、名拓各类碑帖自成系列。这种集名帖在一个部门的现象是全国公私收藏中仅有的。
北京馆藏碑帖中孤品、珍品多。例如云居寺石经拓片。
云居寺位于京郊房山，其创始于隋代。从隋大业年间起至明朝（581～1644年），历经千年，刻经1122部，主要有华严经、法华经等3452卷，经版14278块。收藏于人工开凿的9个藏经洞中。辽金时代又在寺南挖地穴埋藏经版。
云居寺石经自封闭后，千百年无人扰动，直至50年代才发掘出埋葬地下的石经和打开山顶藏经洞，将所有石经锤拓出3套完整的拓片。一套存于法源寺中国佛协，一套存于北京图书馆，另一套现存于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市文物局所属文物公司琉璃厂庆云堂是一个创建于清光绪年间的专营碑帖的老字号，100多年来至今仍是全国独一家的碑帖专营店，在全国享有盛誉。庆云堂的经营和收藏是整个社会碑帖收藏的一个标志。曾征集到宋拓《华山碑》、《西楼帖》、《玄秘塔》等名帖。
今日北京馆藏碑帖脱离了传统“藏宝”和实用的特点，具有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北京地区历史碑刻的拓本收藏最全。碑帖的母体石刻在全国有两个重要集中地。一是陕西西安碑林，以汉唐石刻为主；一是北京，以近千年石刻为主。历经千年，不少石刻都已损毁，只留下拓本供人收藏。
在浩如烟海的碑帖中，北京地方石刻碑拓和北京的碑帖收藏独树一帜，沉淀在北京历史文物名城的土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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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碑刻
在地面立石作为永久性纪念物或标记者，多称为碑；其上镌刻文字者，称为碑刻。一般还认为圜首且上小下大的是碣，竖长方形的是碑；但有些横长方形的刻石如开成石经等，或直接刻在山崖上的摩崖刻石等，也常归入碑刻一类。中国最早的碑刻为战国时代的秦石鼓及中山国监囿守丘刻石等。清及前代的石刻皆可列入中国古代碑刻的范围。
中国古代碑刻历经2000余年的发展变化，分布地域辽阔，形式多样，数量巨大，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艺术、教育、科学、技术、民族等许多方面。因此，有人认为它可与中国古代《廿四史》相媲美。
碑的形制 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碑首，首中有额，主要用以书写碑名或装饰，又有圭首、圆首、晕首、螭首、方首之别。中部为碑身，主要刻碑文或题名。正面为碑阳，背面称碑阴，左右为碑侧，早期碑身上部与碑首之间还有碑穿。下部为碑座，主要为承重和装饰，其形制依其性质和时代有方座、长方座、龟跌座 (又称□座 )等。
石经 指将经典刻之于石以保存流传者。形制有碑式、板式、经幢和摩崖等。内容包括儒家石经和佛教、道教石经。 儒家石经始于东汉的熹平石经，继为魏之《正始》、唐之《开成》、蜀之《广政》、北宋之《嘉》、南宋之《二体》、清之《乾隆》石经,共7种。佛教刻经始于北魏末年,继于北齐、北周,盛于唐和辽金。山东泰山、河北响堂山有北朝名品，北京房山云居寺现存大量唐、辽和金刻经。道教刻经始于唐中期,盛于宋、元,刻得最多的为《道德经》，另外还有《阴符经》、《常清静经》等。
摩崖 石刻的一种，指刻在天然崖壁上的石刻文字，秦代已启其端，以汉唐时期为盛。
墓志 指置于墓中，专为记述死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和事迹的石刻。它起源于秦、西汉，经东汉与魏晋，成熟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初期既无固定的形制,也无一致的称谓,到成熟期后才形成统一的格式。形制多呈方形，盖多顶，志、盖各一，谓之一合，盖刻名称，身刻志文。多数是首叙姓名籍贯、家谱世系，次叙生平事迹、官职履历并颂扬其政绩德行，再记卒葬年月和茔地位置，最后为韵铭。南北朝和隋代墓志均不署撰书人姓名。唐代以后始有标撰书人名和官衔者，自撰墓志者则属个别。代表作品中年代最早的如东汉延平元年 (106)贾武仲妻马姜墓志，最早自称“墓志铭”的如刘宋大明八年 (464)《刘怀民墓志铭》，自撰志铭的如明彭泽墓志等。释氏塔铭也属此类。
历代碑刻 中国古代碑刻的内容，在历代更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
先秦 中国碑刻的萌芽期,数量不多,文字短少，内容简单，形制不定。“石鼓文”、“监囿守丘刻石”为其代表。石鼓文形制似鼓,共10件,战国秦献公时作。内容反映了周天子使臣至秦与献公一起出游，在吴阳射鹿捕鱼,高原行猎,□地大□,后经□水而归的情况。形式为韵文，十首为一组，格调似“诗经”，可视为诗经续篇之一。唐时出土，现存故宫博物院。
秦和西汉 处于品种单一、文字短少阶段。秦刻石共有 7种,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次出巡省视河北、山东、浙江等地时所刻，名为“峄山”、“泰山”、“琅琊”、“之罘”、“东观”、“碣石”、“会稽”刻石。内容皆是颂秦德，但各有其侧重点。原石现存者有泰山、琅琊 2种，还有唐李阳冰重写后翻刻的《峄山刻石》册(明拓长安本)，其余均佚。西汉石刻，已知的约10余种，均文字短少、内容单调。鲁孝王刻石只有“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13字。莱子侯刻石字最多，也只有35字。
东汉 种类增多,文字加长,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在种类上已发展为刻石、摩崖、碑、石经等多类并存；其数量至少有300种以上；在字数上,上千字的丰碑巨碣屡见不鲜，一部“熹平石经”达万言以上；内容上更是异彩纷呈,如《裴岑纪功碑》刻于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记述敦煌太守裴岑战胜匈奴呼衍王的事迹；《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 (185)，记述阳令曹全的家世和事迹，碑阴还刻立碑故吏等姓名及资助钱数；《张迁碑》刻于东汉中平三年 (186)，记述张迁祖先及张迁任毂城长时的政绩，碑阴亦刻立碑官吏姓名及出资钱数；《乙瑛碑》刻于东汉永兴元年 (153)，记述汉鲁国相乙瑛请求于孔庙置百石卒史执掌祭祀的往返公文以及对乙瑛的赞词；《鲜于璜碑》刻于东汉延熹八年(165),阳文记雁门太守鲜于璜生平简历，碑阴述其家族世系；《汉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记述建初二年(公元77年)侍廷里父老□25人集钱买田事；《熹平石经》始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 (175)，共刻46碑，立于洛阳太学东侧。
魏晋南北朝 此时，屡颁禁碑之令，刻碑受到限制，数量锐减，但仍形成了独特风格，“魏碑”是其典型代表。《谷朗碑》，孙吴凤凰元年 (272)之后刻于湖南耒阳县，内容记谷府君生平及后刻的谷氏族人题名。《上尊号碑》刻于曹魏黄初元年 (220)，内容是华歆等人效忠曹丕，一致拥护曹受禅位，上尊号为天子的奏表，石在河南临颍。 《禅国山碑》，孙吴天玺元年 (276) 刻，记述孙皓天玺元年封禅国山事，石在江苏宜兴，其碑形状怪异，俗称“囤碑”。《孙夫人碑》，刻于西晋泰始八年 (273)，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江凤□于山东新泰县新甫山下访得，现存泰山岱庙，是中国石刻史上较早记载妇人身世之碑。晋《辟雍》碑，刻于西晋咸宁四年(278) ，记述晋武帝司马炎和皇太子司马衷亲临辟雍视察等事，是中国现存晋碑中最大最完好的一通。《好太王碑》是高句丽长寿王于 414年为其父琰立的墓碑，记述好大王身世、政绩及守陵人的有关情况与制度。《爨宝子碑》，刻于东晋安帝大亨四年 (405)，记述爨宝子的家世及其治绩。《爨龙颜碑》，立于刘宋孝武帝太明二年(458),记爨氏家世及本人生平事绩，碑阴职官题名，反映了当时边疆地区政治、军事机构的详细情况。《萧碑》，刻于南朝梁普通三年(522)，石在江苏江宁(南京) 尧化门东花林寺。碑石巨大，开南朝碑版刻书者姓名之先河,内容述萧□生平及政绩。《皇帝东巡碑》,刻于北魏太延三年 (437)，1920年出土，是北魏刻的第一方碑，记述道武帝拓跋焘东巡比赛射箭时，群臣颂功立石，石在河北易县。《张猛龙碑》，刻于北魏正光二年(522)，记述张猛龙兴学事宜,书法与《贾思伯碑》酷似，是临池魏碑典范,为北魏名碑之一。《嵩高灵庙碑》,刻于北魏太延年间(435～440)，与华岳庙碑同，均记述寇谦修祀中岳庙并宣扬道教事。其书法透露了隶变楷的信息，石在河南登封嵩山。《西门豹祠堂碑》，刻于北齐天保五年 (554)，叙述西门豹治邺，齐献武、文襄时祠宇兴废及清河王岳立碑始末等事，石在河南安阳。《正始石经》，刻于曹魏正始二年 (241)。用古文、篆、隶3种书体写就，内容为《尚书》、《春秋》2种。马衡据出土残石推断，该经有28碑。
隋唐 这一时期石刻形制高大，内容广泛，分布地区辽阔，种类齐全，文种大增，尤其讲究碑刻的书法艺术，撰人、书丹者皆具其名，呈现出石刻碑版的百花盛开局面。《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十二月 (587)五日刻于河北正定隆兴寺。记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情况，向称隋碑第一。《等慈寺碑》，唐贞观年间刻于河南荥阳县，记述唐太宗败王世充、窦建德后，在当时交战地建寺以为阵亡将士荐福事，反映了当时农民起义的情况，史料价值很高。《九成宫碑》，唐贞观六年 (632)刻于陕西麟游县，为书家欧阳询力作，楷书典范,对后世影响极大。《晋祠铭》，唐贞观廿年(646)刻于山西太原晋祠，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曾祷祝于此，唐立国后李世民至此，撰文书丹以报神□之恩，书体行草，开中国行书制碑之先河。《三藏圣教序》碑，唐咸亨三年 (670)刻于陕西西安宏福寺。为僧怀仁集王羲之书而成，序文为李世民应三藏之请而作。碑首创“集王”一格,再现王书风貌,极为士林所重，现存西安碑林。《李碑》，唐仪凤二年 (677)刻于陕西礼泉县，为昭陵陪葬碑之一，也是昭陵碑群中完整保存至今的少数几通之一,唐高宗李治撰文并书丹,是继《晋祠铭》后，以行草体书碑的又一杰作，现存昭陵博物馆。《大智禅师碑》，刻于唐开元廿四年 (736)，史惟则隶书并篆额，清人推为开元第一碑。《多宝塔碑》,刻于唐天宝十一年(752)，书体为颜真卿中年力作，极为世人所重。《玄秘塔碑》册(宋拓本)，刻于唐会昌元年(841),书体为柳公权雅练之作，是历来影响最大的柳体楷书范本。《神策军碑》，刻于唐会昌三年 (843)，立于当时宫廷，已佚。今存唐末或北宋初所拓孤本，刻拓精良，可一睹柳公权晚年书法真迹。《述圣记》，唐文明元年 (684)刻，主要记述唐高宗李治“圣德”，石在陕西乾县乾陵。《南诏德化碑》,刻立于阁罗凤赞普钟十四、五年(765～766)间,内容是赞扬唐代南诏国王阁罗凤业绩及南诏与唐朝关系之事。碑阴职官题名数十行，在今云南省大理市太和村西南。《唐蕃会盟碑》，刻于唐穆宗长庆三年 (823)，汉藏文合璧。记述唐穆宗与吐蕃赞普赤祖德赞结立舅甥之谊，订立友好盟约等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于唐建中二年(781)，明天启五年(1625)出土于西安,记述景教在中国传播流行的情况，石存西安碑林。《开成石经》，始刻于唐文宗大和七年 (833)，毕于开成二年(837)。刻《周易》、 《尚书》、《毛诗》、《周礼》、《仪礼》、 《礼记》、《春秋左氏传》、 《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儒家经书12种，共计 114石、650252字。原碑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现存西安碑林。《房山石经》，是指藏在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的一批从隋代至明末刻造的佛教大藏经，总计刻佛经1025种、3000多卷、15061石。
宋元 碑刻数量比之隋唐时虽有减少，但某些方面还有突出表现, 如刻帖的兴起, 集中国书法艺术之大成。有助于这种艺术的继承与发展,题名、题记显著增加,反映了当时文人墨客游山玩水、消闲度日的思想情感。“针炙图经刻石”， 刻于北宋天圣五至八年 (1027～1038)。1971年在北京发现残石，现存北京石刻博物馆。《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立于大理国五代王段素顺明政三年,即宋开宝四年(971)，记述白蛮(今白族祖先)段氏政权与属于乌蛮(今云南□族祖先)部族的东方卅七部会盟情况。《元党籍碑》两刻,一为宋庆元四年(1198)饶祖尧刻，一为宋嘉定四年(1211)刻，记录了丞相蔡京两次迫害其反对派“党人”的名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平江图碑》，刻于南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为郡守李寿朋重整坊市后刻就的平江府城平面图，是现存最古的苏州城图，也是流传至今的宋代城市图中最详尽的一幅，现存苏州市文庙。《天文图》，刻于南宋淳七年(1247)，记录星1400多颗，是世界现存较早的大型石刻科学星图，石存苏州文庙。《泉州宗教石刻》，包括用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叙利亚文等刻成的碑和题记，时间均在宋、元时期。
明清 此时碑刻虽然品种数量都不少，形制也很壮观，内容也有时代气息，如出现了一些反映资本主义萌芽情况的碑刻等，但无突出的、新的创造。
整理与研究 秦“刻石”出现后，《史记》曾加以著录。汉“石经”刻就后,《后汉书》、《洛阳伽蓝记》等曾予记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用汉、魏石刻资料达120块。南朝梁时更有集录碑文之《碑英》120卷问世，现虽不传，实开石刻专著之先河。唐代先秦石鼓文出土，记述与研究风气大盛。宋代则形成专门学问“金石学”，《集古录》、《金石录》等大部著作不断问世。据不完全统计，宋之金石学家至少达61人，金石学著作增至89种。元明时期整理研究工作虽未间断，但成就平平。清时则有长足的发展，出现金石学研究的高潮，目录、通纂、研究概论之书,均有佳作。吴式芬《□古录》收夏、商、周三代至元的碑目18000余种,成书20卷，是有目录以来最丰富者。钱大昕 《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考订精卓，超越前贤，是当时金石著作中之最佳者。王昶《金石萃编》，收三代至金之金石1500余种，集目录、铭文、跋尾之长，通纂于一书，可谓集金石著录之大成。叶昌炽《语石》,是当时概论之代表作。近现代以来,各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收录资料的有《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书；鉴定拓本的有《增补校碑随笔》等书;介绍石刻的有《石刻叙录》、《西安碑林书法艺术》等书。对一地或一个方面进行研究者则有《云南古代石刻丛考》、《石门摩崖刻石研究》等。至于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馆等机构的建立，则正方兴未艾。
刻石 指镌刻在碑石和摩崖上的字，画。
碑 刻石之一种形制。古代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秦时多称刻石，立石，不称碑，汉代始称碑。以碑刻记事颂德始于秦而盛于汉。
碑额 即碑头。<<碑版广例>>谓：“碑首或刻螭(chi，无角之龙)，虎，龙。鹤以为饰，就刳(ku，挖)其中为圭首，或无它饰，直为圭首，方锐圆椭，不一其制。圭首有字称为额，额书篆字称为篆额，书隶字称为题额。”
碑阴 碑石的背面。古代碑刻，正面刻碑文，背面往往刻门生，故吏，出资建树者的姓名，故称碑阴。亦有正面，背面皆刻碑文者，如汉<<史晨碑>>前后碑，两面碑文的镌刻时间相距一年。
碑志 指镌刻在碑石上的书法，文辞。为安葬设立的称“墓碑”，又称“墓表”， “墓碣”。列于墓道前的称“神道碑”，放置墓穴里的称“墓志”，或称“墓志铭”， “圹铭”。
碑版 泛指碑志之类。
勒石 勒，刻。勒石是碑刻术语。指将法书钩摹本背面加朱复印到石面上而后刀刻的工序。勒石，又称“朱背”或“背朱”。
摩崖 把文字直接书刻在山崖石壁上，称“摩崖”。
书丹 指用朱砂在碑石上书写文字以便刻工镌刻。后泛指书写墓志铭为书丹。
临摹 仿照碑贴的笔画写字，称“临”；以薄纸覆在碑贴上依形复写，称“摹”，或称 “影书”。临摹是学习前人书法的基本方法。初学书者宜先摹后临。临摹，亦作偏义复词用，指临写，而不是摹写。
碑贴 “碑”和“帖”的合称。将刻在碑石上的文字拓印下来作为学习的范本，称为 “碑贴”。帖，原指写在帛上的文字，后泛指一切可供学习的字迹。未经刻石拓印的习字范本，只称“帖”或“字帖”，不可称“碑贴”。
碑学 指研究考订碑刻起源，体制及其变革等方面的学问，又称“碑版学”；也指清代阮元，包世臣等提倡北碑而形成的学书崇尚碑刻之风气。时有北派碑学，南派碑学之称。
帖学 指研究考订法帖源流，评判版本优劣，鉴别字迹真伪等方面的学问；也指崇尚魏晋以下书风体系的学派，以别于碑学。
法帖 也称“帖”。指具有一定艺术价值可作临习范本的书法作品，包括古代名家墨迹的复印本和摹刻在石(或木)版上经过拓印，印刷的书法作品。
拓本 从碑刻或金属器物上拓印下来的书迹或图像。拓印方法是先将白纸盖在碑刻或金属器物铭刻的文字或图像上，轻轻捶拍，使碑，器平面上凹陷的线条清楚地呈现在纸上，然后再用蘸着墨水或朱红颜料的软布团轻轻拍击，则凹下部分(即字迹或图像的线条) 呈白色，其余部分为黑色或红色，以使字迹如实地复现于纸上，这就叫“拓(ta)“.凡用薄纸以浓墨拓印的称乌金拓；凡用朱红颜色拓印的，称朱拓。
响拓 又称“影书”。是复制法书的一种方法。先把薄纸覆在法书上，用笔钩勒下法书字迹的字画边框，成为空心字 (此法称“双钩”)，然后将空心处填满墨即成。钩勒空心字时，往往因为法书纸色沉暗，原字笔画看不清楚，须向光照明。故响拓又称“向拓”。
题跋 书写在书籍，碑贴，书画作品上的评论，考证等方面的文字。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夫题者，缔也，审缔其义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见本也。”据他考定，题，始于唐；跋，起于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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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碑犹是汉文章”——以孔庙汉魏碑刻陈列馆和泰安岱庙馆藏为例简析汉碑刻的形制与演变
“断碑犹是汉文章”
——以孔庙汉魏碑刻陈列馆和泰安岱庙馆藏为例简析汉碑刻的形制与演变
■ 张书彬
【摘要】：曲阜孔庙汉魏碑刻陈列馆以及泰安岱庙保存了大量的碑刻，这些碑刻反映了那个时代汉字书法的最高水平，也是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4月份下乡考察实践我有幸去真正见识了这些美术史上的杰作，与这些珍贵的文物近距离接触，激动不已。本文欲以两地馆藏为主，从碑刻文化的源起、碑刻形制、碑文书法及风格特征三方面来简析汉代碑刻的形制与演变。
【关键词】：汉碑刻；源起；形制；碑文书法；章法
“老桧曾沾周雨露，断碑犹是汉文章。”
——【金】党怀英
一、碑刻文化的源起
中国碑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根据专家们对古代典籍记载的考溯证实，我国的碑刻早在春秋时期即已产生。
专家考定成书于战国初期至中叶的儒学经典《仪礼》（简称《礼》，亦称《礼经》或《士礼》）中有关于碑的记载，曰：“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对这一记载，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注解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影），引阴阳也。凡碑，引物也，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
东汉训诂学家刘熙也在《释名·释典艺》中对碑作了解释，曰：“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辘轳）以绳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清毕阮曰：无故即物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
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碑就已存在了。当时的碑共有三种：一种是竖在宫廷院内，用来测量日影计时；一种是立在宗庙里，用来系栓作祭祀用的牲口；一种是竖在墓穴四角，“碑”石上穿孔，用以安装辘轳，牵引绳索，在下葬时将棺木放入墓穴中。对于上述三种最早的碑，清文字学家王筠，在其《说文释例》中有更为明确的阐述：“古碑有三用，宫中之碑，识日景也；庙中之碑，以丽牲也；墓所之碑，以下棺也。”
不过，上述所说春秋战国时代的碑，形制和用途都与后世的碑有所不同，只是无字的“竖石[1]”而已。刻有文字的碑则兴起于汉代。但是并不是说汉代以前没有石刻文字，只是在汉代以前石刻文字当时不称为碑，而是称为“刻石”。从春秋时产生的无字、无一定形制的“竖石”原始碑，发展为汉代有“刻辞”、有一定形制的碑，这期间经历了一千多年漫长的演进时期，而“刻石”即是这一演进过程中碑的主要表现形态。
中国的碑刻，奠定于东汉，肇端于冢墓碑。由此演为风气，至于泛滥，人们因事随时“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宫庙、道桥、闾里，莫不有碑。当时碑刻铭石盛行于世，敷用既广，名目固多，而刻石之作的“重器”是装饰繁巧、形制高大的“碑”。石碑上追述功德的文字，当时自成一种文体，也名曰“碑”。
由于碑具有刻载文字、记事、记功、歌功颂德、警策、训谕、惩戒、昭示、纪念、抒情寄怀、标识等多种多样的作用和功能及其多方面的独特价值，因此，随着人们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多彩，人们对碑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碑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泛，碑的数量和种类因此越来越多，碑所刻载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总之，经过数千年历史的积淀，碑已繁衍发展成为一部记载几千年中华文明、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具有极其丰富而深厚的内涵，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
二、汉碑的形制
战国至西汉是墓碑的酝酿期，这个时期出现的秦代纪功刻石以及墓前石雕、坟坛，墓表、墓碣等墓地铭刻物是东汉墓碑产生的重要源头。
进入东汉中后期，特别是恒、灵之时，墓碑的发展达到成熟、鼎盛阶段。“汉以后，天下送死者靡，多作石室、石壁、碑铭等物”。东汉盛行厚葬，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墓碑的发展成熟。至此，无论是形制，还是书体、文体、墓碑的发展都极尽完美，完成了由上古穿绳引棺的丰碑到“追述君父之功美”的墓碑的演变。
汉碑的形制，可分为碑座、碑身和碑首三部分。碑座称“趺”，为长方形：有龟趺、方趺等，以起稳固作用。碑身则为长方形竖石，正面谓“阳”，刊刻碑文；碑的反面谓“阴”，刻题名；碑的左右两面谓“侧”，也用以刻写题名。碑首称“额”，用以刊刻标题，有半圆形，圭形和方形三种类型，四周多刻有螭龙、蟠螭雕饰。此外，“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晕者，乃墓碑施鹿卢（辘轳）之遗制。”东汉时的碑，有的碑首正中或偏上方有一圆孔，名曰“穿”，穿上部往往刻数道弧形凹痕，称作“晕”。“穿”是意味着引绳下棺装辘轳用，而“晕”则意味着绳索在碑上磨勒出的痕迹，以存古制。汉末魏晋以后，“穿”、“晕”逐渐消失。
汉碑碑阳一般刻正文，记事颂德，如《乙瑛碑》[2]、《礼器碑》[3]等。墓碑列墓主名讳、籍贯、主要功绩经历等。必妄引古之名人以为荣，叙述事迹也多有些夸张，如《张迁碑》[4]称迁为周张仲、汉张良之后，又引张释之、张骞事。张良与张释之、张骞的籍贯各异，而叙为一族。碑文末尾常系四字一句的铭辞。正文如碑阴刻不下，则连续刻于碑阴，如《鲜于璜碑》[5]。人之生前死后皆可立碑，立碑者除了子女外，门生、故吏也可以。碑阴一般列门生故吏姓名及出钱数目，如《孔宙碑》[6]、等，碑阴写不下的有写于碑侧者的，如《礼器碑》。非门生故吏而出钱者，谓之义士。[7]
汉碑石材选取甚讲究，有专门的人去选石、采石，为的是勒铭贞石，以垂永远。由于立碑的目的是为了使碑主的事迹、功德传世，故撰书者为何人并不重要，一般碑铭大多是地位不高的文吏撰书。当时碑铭体例大多不列撰书者名。但是刊刻造作的石工名字却常常刻于碑末，这也许是受当时物勒工名的影响。
汉代各类碑刻中，以碑上所刻的文字较为庄重、讲究，行列整齐，有些碑还划有棋坪方格书写。碑阴和碑侧的字相对于碑阳，一般要活泼、随意些。
三、汉碑刻书法及风格特征
汉代碑文大多经过“书丹”由工匠刀刻斧凿于石碑上。然而由于凿刻技艺水平有高低之分，风化程度有轻重之别，加之其它天然的、人为的破坏，使得碑刻的传真性都大大低于汉人墨迹。根据已发现的汉碑之形神差异，可大抵分为如下几种类型[8]：
古朴型：:若篆若隶，自然朴拙，无波磔，无修饰之迹；
宽博型：初见波磔，结构宽博疏宕，无论方圆，悉出自然；
肥重型：肥而不肿，重而不滞，丰腴雄伟，法度高古；
瘦硬型：瘦而不枯，硬而不板，端庄典雅，洒脱天真。如《礼器碑》等；
方整型：方整尔雅，沉雄朴茂，骨力内涵，气满神足，笔力强健。如《张迁碑》、《鲜于璜碑》等。其中以《张迁碑》最具代表性；
流美型：波磔柔软，蚕头燕尾，飘逸秀丽，舒展流美，婀娜多姿，疏密有致，为八分书典型。如《曹全碑》、《乙瑛碑》、《孔宙碑》、《史晨碑》等。其中人称汉碑之秀者，无过于《曹全碑》。
书体
东汉以隶书碑刻数量最多，隶书（八分）则是西汉中后期以来所通行的书体，所以东汉碑刻多以隶书书写。
八分书在东汉是一种普遍用于碑刻的书体，所以又将其称为铭石书。由于八分书在东汉中后期并不是日常最通俗使用的书体，这反倒成了书法家有意专攻而擅长的书体之一。八分书工整华美，笔法丰富，装饰性强，能充分表现书法之美。蔡邕就是古代公认的以八分书成就之最高者。以年代考察，桓帝以前（146年以前）碑刻属前期，石质粗砺、打磨不细、刊刻不精的情况较普遍，篆书碑刻占一定比例，八分书结体偏长。桓帝至东汉末（147—220）属后期，著名的八分书碑刻多集中在这70年间，如《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史晨碑》、《张迁碑》等皆八分书典型之作。这一时期的大碑名品皆石质坚好，制作精良，书刻俱佳，用笔波拨分明，结构渐趋扁方。
篆书在东汉碑额中风格表现的较为丰富。由于碑额的字较大，刻得也很精细，故其笔法变化十分清晰，有些仅见于记载的汉代书家所作的各种篆书及笔法，也可以在有些碑额中得到印证。例如，《孔宙碑》碑额收笔处圆润蓄势，含而不露，正是所谓的“垂露法”。又如，《张迁碑》碑额则是汉篆中奇品，笔画瘦硬，粗细如一，可见其笔不大，而笔势起伏曲伸，如龙行虎步，结体亦茂密诡奇，变幻莫测，堪称杰作。
章法
汉代宫殿皆有题榜，官府有告示、禁令，也往往用大扁书写了立于通衢要津，然而这些大幅书迹，今已不能得见，大篇幅的作品只有见于碑刻。简牍由于狭小，尤其是竹木简，一般只写一行或两行，编次成篇，故无章法可言，而碑刻篇幅大，行字多，故排列方式有所讲究，大致有三种形式：
行列整齐 汉魏碑刻陈列馆中有些碑刻如《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张迁碑》等诸碑，皆行列整齐，有的上面还用刀画了正方形的棋坪格。由于八分书大多结体为扁方形，所以就自然形成字距大于行距的特有章法。明、清人隶书作品中也大多采用这种章法，有时还增大字距。用这种章法者，字皆大小相仿而较工整。
有行无列 有些汉代碑刻如《莱子侯刻石》[9]有行无列，上面画有竖行线，这类形式多见于墓记、画像石题记。所书刻的字长扁不一，随形而异，显得生动活泼。字距靠的较近，行距稍宽，贯气而紧凑。画有行线的，行距即使较紧，也不显得纷乱。行线起到了间隔和增加行气的作用。
无行无列 汉代有些刻石无行无列，或虽有行而不直。这种形式多见于摩崖，因刻字于天然岩壁，或虽加整治，而石面不平，时有石筋、裂纹，故不成行列。这种章法看似散乱，实不易经营，字形有时大小悬殊，彼此错落，互相让就，笔画都较细，若粗放则会成一片浑白模糊，字一般较放率，穿插而生奇趣。
：赏泰山摩崖石刻
：原始时代的石刻雕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