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石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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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石刻艺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
——雕塑艺术的重大成就
从佛教雕塑说，形成两晋南北朝雕塑特点的，是表现题材的广泛，因此也就很自然地增进了形式的发展。在此以前，雕塑的应用，除墓葬俑像以外，仅仅局限在日常器物和建筑物的装饰上，即有极少数的圆雕，也是以兽类为多，而在两晋，南北朝，特别是有关佛教雕塑的题材制作，其内容和形式，都是包罗万象。即就人像说，由神到人，由皇帝贵族到劳动人民，由圆雕到线刻，由铜铸像到石造像或泥塑，其变化的多样，可以说包括了雕塑这一艺术表现所能达到的范围。当然在某些技术方面，还可能不够成熟，但在应有的样式上，毕竟已有了良好的开端。
　　关于佛教造像，就它的宣传意义说，是属于封建迷信的偶像，但它在古代雕塑史上，是应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即当作雕塑艺术创作来给予评价的。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就必然要求从表现现实生活出发，进行形象的创造。当然，宗教艺术是要按照宗教的意图去表现，因而在题材和造型上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但我们看这一时期的佛教雕塑作品，虽然早期的作品，在风格方面相当程度地受有“犍陀罗”的影响，而具体的形象，仍然是表现了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精神状貌。这种形象的创造，既不违反佛教要求，也不是-雕塑匠师们的凭空臆造，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取得的美的典型。比如创作一个佛或菩萨的形象时，雕塑者不能凭空想象，而是从现实生活寻找依据，因此是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来表现的。为了体现所表现的人物的身份和性格，首先要对现实社会中的各个阶层的生活有深刻的了解，才能表达出各种人物应有的精神面貌，并且要着重于美的形象的刻划，用来感召并吸引群众，以达到佛教宣传的目的。特别是对于作为佛的胁侍的菩萨像的塑造，使他能够达到宣扬佛教教义的效果，往往塑成和蔼可亲的形象，使信众乐于接近。为了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的，富有艺术才能的古代匠师们才把菩萨塑造为端丽的少妇、少女形象。

 三国时期的石刻，虽与汉末的碑刻隶书差别不大，但其字形渐趋于方，其字势向纵的倾向发展。因此，三国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期。三国魏的隶书，方笔直势居多，倘若笔划没有波磔的话，那就与楷书很相近了。


国山碑经1700多年的风雨侵蚀，其碑文大都泯灭，如今仅能看清60余字。
国山碑位于宜兴市张渚镇善卷洞景区，是三国时期东吴末帝孙皓所立，国山碑高2.35米，碑围3.3米，四周环刻封禅文辞，距今近1800年的历史，是研究东吴政治、社会领域的重要史料。2001年6月，国山碑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山碑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仍能看清字迹的封禅碑刻之一，堪称“国宝”。
国山碑是研究三国时期东吴文化的重要史料，其碑文记录和反映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即公元276年宜兴发了大地震，孙皓派人到离墨山举行封禅仪式，并改离墨山为国山。撰文记述此次封禅仪式，并立碑纪念。
地震学界的专家也对国山碑提出了专业看法。他们认为，国山碑虽因记载“祥瑞”现象而立，但客观上记载了天玺元年(276年)8月在今江苏宜兴发生的一次地震现象，这是中国江南地区有关地震资料的最早记录，为研究中国古代地震提供了宝贵的科学文献资料，值得地震学术界深入研究和挖掘。

“国山碑碑文把汉隶章法满格满幅本的特点用于篆书，可谓是一大创造。”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张杰撰文称，国山碑碑文清晰地展现了书法用笔由篆入隶，结字由圆变方的整合变通中的演化过程，是汉字演化不可多得的极好标本，对今人进行篆书、篆刻创作仍有很好的启发借鉴意义。

据悉，国山碑经1700多年的风雨侵蚀，其碑文大都泯灭，如今仅能看清60余字。宜兴当地政府出于对国山碑的保护考虑，已专门邀请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国山碑保护规划》，并对国山碑文化进行了研究和挖掘工作，整理编印了《吴国山碑》、《国山碑考》等史料书籍，以彰显国山碑的文化底蕴。
三国魏 王基残碑
　　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所说魏晋绘画“承汉末之遗势而顺进之”。而魏国的书法也无不如地因袭汉代。当时的碑版和写经仍然使用隶书或篆书，由此而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如《受禅碑》、《上尊号碑》、《孔羡碑》、《范式碑》、《曹真残碑》、《王基残碑》、《十三字残碑》、魏正始《三体石经》等等。由于曹操立法严禁，禁止立碑。以“不惜倾无量之资财，以博建立碑碣之虚荣”为理由，而严禁立碑，所以这时期的碑版较少。

　　吴国地处江东其书险怪诡谲，大有楚风。所以，吴国出现了一些极为著名的书法家，并留下了艺术价值很高的石刻。吴国时期的碑版，真书刻石有《葛府君碑》、《九真太守谷朗碑》；以方笔写篆的有《天发神谶碑》、吴《禅国山碑》等。

：东汉的石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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