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字理论
作者:网络
更新时间:2019-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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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刻字艺术要以构筑中国刻字艺术体系为旨归,使中国刻字既有着传统刻字深厚的人文积淀,又有着当代刻字对传统的继承发扬和拓展,还有现代刻字的探索与实验,使中国刻字闪耀着鲜活生动的民族性格和时代精神。
中国当代刻字要努力构建中国刻字理论系统。在创作实践中要向“主题创作”的方向努力,特别是要以文化自觉为己任,抓好具有深刻思想性、叙事性、艺术性的重要题材的刻字作品创作。
在参加第六届全国刻字艺术展的参展作品评选过程中,引发了我对刻字的诸多思考,比如对“现代刻字”称名的质疑;传统刻字的当代命运;刻字理论的系统构建;“主题刻字”的当下状态等等,思绪所至,记诸文字,以期有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一、 现代刻字与中国刻字
1993年,在河南洛阳举办了首届全国刻字艺术展。当时所接纳的作品,包括了各种材质的中国传统刻字和借鉴日本等国外表现形式与技巧的“现代刻字”。从1995年在青岛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刻字艺术展开始,“现代刻字”以其新颖的形式和对汉字夸张变形的宽容度等诸多优势迅速吸引着更多作者转向对现代刻字的关注和创作实践。此后,传统刻字在展览的入选作品中愈来愈少,到2002年的第四届全国刻字艺术展中,传统形式的刻字作品已经屈指可数。待到2004年在厦门举办的第五届全国刻字艺术展中,传统刻字作品已经是难觅踪影了。
是什么原因使传统刻字难以进入“全国刻字艺术展”?是传统刻字与当代人的生活和审美格格不入吗?不是!传统刻字中的竹刻对联,编简式的竹木刻品《兰亭序》、《赤壁赋》等仍然是众多家庭中受人喜爱的壁上装饰,同古典家具的相互辉映和同现代居室的和谐相处使人并无恍如隔世的陈旧感,相反却多了几分古雅与典丽。是传统刻字本身的艺术水准低还是无人再涉足传统刻字的创作?不是!传统刻字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与技术积累,有着相当数量的创作队伍;事实上,很多从事现代刻字的作者就是传统刻字的高手。那么,传统刻字为什么会被拒之门外?全国刻字艺术展难道不能容纳传统的属于中国的刻字艺术吗?是什么样的规则和规定将传统刻字拒斥于国展大门之外?思考分析之后,问题出在对“现代刻字”的理解、界定的偏执而导致思维定势上面。从1998年的“全国第二届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开始,“现代刻字”作为一种特定的观念,笼罩了人们的致思方式,以至从理论到实践,到展览的接纳范围和评委们的审美取向,都出现了问题,即把“全国刻字艺术展”自觉不自觉地同于“全国现代刻字艺术展”。在《全国第二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所收的21篇论文中,对当代刻字艺术的理论界定无一例外地全部界定为“现代刻字”,也就是说,二十一位论文作者不约而同地将“现代刻字”作为当代中国刻字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自介入刻字理论研究,我也是不假思索地一直以“现代刻字”作为当代中国刻字区别于传统刻字的理论概念来使用的。今天以更为理性的视点来审视“现代刻字”这一概念,却发现这是一个误用或相当模糊的已被作为基本理论术语的概念。它的确影响了一大批人对当代中国刻字艺术的认识,以及刻字创作中的价值评估和审美取向。这种理论认识是怎样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对当代中国刻字艺术的认识偏差和实践失误呢?我想,思想根源是对“现代”的模糊认识和对传统刻字艺术的认识偏执。极端地错误理论便是:“传统刻字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它不能称为艺术。它参与文化的方式是非自觉的、消极的。而现代刻字艺术具有自觉的文化参与意识,它更强调文化确认。它是现代工业化社会文化的承载者,是沟通雅文化与俗文化的桥梁。它参与文化的方式是自觉的、积极的。”(贾志刚《论刻字艺术的文化参与方式》载《全国第二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这是一种典型的反传统的“现代”理论。为什么农业社会的文化承载者就一定是“非自觉的、消极的,不能称为艺术”,而“现代工业化社会文化的承载者”就一定是“自觉的、积极的”?论者并没有去论证,那么他只是作了一个假设的命题,问题大概同样出在对“现代”这一概念的误解上。
“现代”这一概念与范畴在当今书坛已经成为人们思维定势的理论根据与审美判断的任意准则,在一部分人那里尤其成为拒斥传统、轻视传统、反叛传统的最强有力的语言工具,以至很多误读甚至荒谬都在”现代“的旗帜和理论下横行无忌。在书法艺术中则表现为对传统与经典的逆叛与颠覆。文化学者姚文放对“现代”的涵义作了厘清,他说:“‘现代’(modern)、‘当代’(contemporary)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人们混用,但细察之又并非一回事。从表面上看它们都属于时间概念,用来标示‘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链中‘现在’这一时间段。但从根本上说这两者并不只是一种时间性的界定,它们与‘世纪’、‘年代’、‘年月日’等时间概念是中性的,不带任何价值倾向,而‘现代’、‘当代’这两个概念则多了一层价值判断的色彩,即立足于当下、现实而对世界所持的一种态度和立场。正因为如此,所以‘世纪’、‘年代’、‘年月日’之类时间概念无所谓什么‘性’而‘现代’、‘当代’则合乎情理地扩展为‘现代性’、‘当代性’,并在眼下为人们所广泛使用。然而‘现代性’与‘当代性’又有所区别。‘当代性’的核心是一种当代精神,它是从当代人的生存状态、思想观念和趣味风尚出发去观照、理解和处理问题,无论对象是什么,哪怕是过去的、古代的对象,只要为这种当代精神所照亮,便获得了‘当代性’。因此‘当代性’对于传统精神并不一味采取激进的否定立场,当代精神的体现有时也许恰恰在于对传统的肯定和认同。远如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近如晚近以来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无疑都是对于‘当代性’的最好诠释。‘现代性’则不同,它总是将先于它、早于他的过去之物归于‘传统’,进而对其予以否定,表示拒绝。它将这种叛逆精神视为应有的生存状态,奉为基本准则和至上境界,它也只有在这种对传统的怀疑、抛弃和反叛之中才能找到感觉,飞扬激情,爆发灵感,涌现诗意。总之,如果说‘当代性’是从当下、现时出发而倡言一种当代精神,从而消除了单纯时间概念的价值零度之局限的话,‘现代性’则因张扬一种对于传统的反叛精神而秉有更加强烈、更加激进的主体意识和价值取向。在这两者之间,我更倾向使用‘当代性’一词,我觉得这一概念避免了‘现代性’对于传统的偏激态度,又不失日新其德、鲜活生动的当代精神。”(《日新之谓盛德——姚文放教授访谈》载《学术月刊》2004年第7期)
当代刻字艺术要以构筑中国刻字艺术体系为旨归,以形成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刻字艺术,故“现代刻字”的使用要有严格的范畴界定,一般情况下应以“中国刻字艺术”来指称当代刻字。“现代刻字”则专指中国刻字艺术中的“现代”部分而不是全部,而“中国刻字”则包括了现代刻字和传统刻字以及其中间广阔地带的艺术创造,使中国刻字既有着传统刻字深厚的人文积淀,又有着当代刻字对传统的继承发扬和拓展,还有现代刻字的探索与实验,使中国刻字闪耀着鲜活生动的民族性格和时代精神。
二、 中国刻字及其展览应包含现代刻字和传统刻字两大系统及其中间广阔地带的艺术创造
当代很多刻字家及爱好者倾情于“现代刻字”,当然有其时代背景与当代审美祈向的必然性,当然也有一些是从众心理下的盲从。无可否认的是“现代刻字”在短短的十几年中,从理论研究到创作实践,刻字理论家和刻字家都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求和尝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虽然说是“大量的”,同样无可否认的是刻字艺术从创作到理论的现有水平在高度上、深度上、广度上都是远远不尽人意的,出现在展览中的作品和报刊上的理论研究仍是那样令人感到有诸多不称心之处甚至遗憾。可是,相对于现代刻字而言,传统刻字被冷落甚至被遗忘则更加令人感到惋惜甚至痛心。传统刻字绝不是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它不能称为艺术。”恰恰相反,传统刻字中,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蕴涵、艺术因子和创新动力资源,其古朴、庄重、典雅的建筑装饰巨制和精巧、隽永、清丽的室内装饰小品不但各有千秋,其形制的丰富也往往超出今人的想象之外。因为汉字最早的表现方式就与刻字相结缘。其产生的滥觞期与发展期,文人、匠人的身份是合而为一的,技术、艺术是由技进道的统一体。即便在文人、匠人分流的后来,文人书与匠人刻也不是唯一的传达方式,文人参与其书、刻与装饰的全过程则历代有之。元人戴表元在《题茅生刻字后》一文中说:“古之书家,无不能刻,其谓之书刀。后乃用以书丹入石,则愈劳矣。余尝行金、焦间,见米南宫题诗屋壁间,锋势飞动。遗老云:皆其所自凿。今人名能书,以刻字为耻,殆非通论。”(《全元文》卷42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文人的参与,使传统刻字在多种形制与式样之外,又多了些文化品位与艺术格调,使一门传统艺术式样得以雅俗共赏。
传统刻字已有的形式丰富多彩,技巧独特,工具材料更是多种多样,为汉字书法拓展了表现空间。传统刻字的创作力量代代相传,不乏名家名刻,今天仍有很多活跃在各个地区的传统刻字艺术家和工匠,他们也在作着与时俱进的探索工作。即便有些人“不思进取”,专以继承发扬古代刻字艺术为己任,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席之地,使其成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呢?我们一面在努力申请保护各种宝贵的文化遗产,一面却又对一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视而不见,甚至人为地去漠视、压抑、窒息,任其消亡,即便是无心所致,其责任也并不会减轻。因此,我呼吁中国刻字艺术要给传统刻字以足够的重视,全国刻字艺术展要重新接纳传统刻字作品。就目前看来,传统刻字仍有着庞大的作者与受众。若是全国刻字展重新接纳传统刻字,不但激励着刻字队伍及其创作的热情,且传统刻字的创新、现代刻字文化内涵的深化等,都将会增加其拓展空间,在汉字本体的基础上,传统刻字与现代刻字砥砺互补,共谋发展,构成中国刻字当代体系的主体框架。
三、 构建中国刻字理论系统
刻字艺术在当代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支持与提升,没有理论的深化,刻字艺术的学术品位将大打折扣。在中国书协统一领导下的书法、篆刻、刻字三大类艺术创作实践中,刻字与刻字理论是最为薄弱和滞后的了,这倒不是参与人数少,而是总体水平都不高,以至常常被人们所遗忘。就连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都没有刻字的份儿。在“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征稿启事”中,理论奖申报只提到了书学理论和篆刻理论,却没有包括刻字理论“研究成果”。是无意忽视还是根本没有想到?作为一门独立的书法种类的全国性刻字展已经举办了六届,身份自然没有问题;全国刻字理论研讨会也举办过二次,各省的刻字研讨会也时有举办(比如福建省已经召开过二次刻字理论研讨会),报刊(比如《书法导报》刻字专版、《山东刻字》等)也时有论文发表,所以刻字创作与刻字理论在“中国书法兰亭奖”中受到冷遇和被遗忘是不应该的。正缘于此种原因,我在“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理论奖申报中,特意选报了一篇发表于《书法导报》的有关刻字的论文《现代刻字艺术创作中的构成实践——以〈第四届全国刻字艺术展作品集〉为分析文本》,目的是提醒中国书协领导和有关人士关注刻字艺术和刻字理论研究。
刻字理论研究正处于初级阶段。在第五届全国刻字艺术展的作品评选时,我曾在总结会上提出了有关刻字理论研究的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刻字理论专门术语、概念、范畴的建立、界定,阐释等基础理论建设;理论表述与体例的规范、准确与雅驯;注重方法论的引进、借鉴、自立以至系统建构;主题刻字的命题阐释与理论深化;刻字技法理论与著作的尽快整理出版…………当年,王渊清在《刻字艺术的理论建构》一文中说:“在成绩面前,我们应当冷静思考,并充分看到刻字艺术发展中的致命弱点:即缺乏专业性。…………其次是刻字艺术理论的贫乏。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还未出现一位以刻字理论家为冠的理论工作者,没有专题讨论刻字的论文集或刻字史、刻字美学专著,只有一两本刻字技法和一些短篇散论。更没有专业的刻字杂志或报纸。这种缺乏专业性的无序状态令刻字艺术界的有识之士感到了提高刻字艺术专业性、建立刻字艺术学科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全国第二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34——35页)弹指十年过去,今天的情况要比那个时候有了改善,但是离王渊清文中所提出的那些并不太高的愿望,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有些至今还是十年前的样子。虽然我们不曾气馁,但是只有个人的努力而没有组织的重视,众人拾柴火焰也不会高。我们希望中国书协和中国刻字委员会的领导要特别关注刻字理论的建设,充分认识到刻字理论在中国书法理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欣闻沈鹏先生又为第七届全国书学理论讨论会捐款30万元,用于奖励论文作者,甚为感佩!)那样,刻字理论研究将能获得与篆刻理论研究相同的地位和待遇,刻字理论因此会有令人欣慰的长足进步!
四、 关于主题创作或主题刻字
“主题创作”的提出对构建有着独特民族风格的中国当代刻字体系树立了一面响亮而鲜明的旗帜,对提升刻字艺术在当代中国艺术群类中的品位和格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使刻字作品在美的展示之外又有了道义的担当,从而具有了主流艺术的性格。吕如雄在《全国第二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序》中说:“中国现代刻字艺术创作要向‘主题创作’的目标努力”,“‘主题创作’将是现代刻字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是肯定的。今后,中国书协刻字研究会将围绕这一主线开展工作。”正是在这一旗帜鲜明的艺术思想指导下,“主题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很多刻字作品因为有了主题而从小趣味,小制作中走了出来,使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技巧性大大拓展与深化。这是因为主题刻字可以引发创作者的深层思考,转变创作构思的致思方式,主题内容为创作者提供了意义探索、意境营构、叙事途径等广阔创作空间。同时,主题创作对当代中国的刻字体系构建和理论界定提供了学理依据以及社会价值评估依据。
应当看到,“主题创作”至今还未得到系统的理论阐释,致使很多刻字作品仍在浅表层面上徘徊不前,由于缺乏对主题创作的深入、全面理解,大多数作品停留在成语、格言一类的选题上,且不去做思想深度的挖掘而仅从字义的层面上去作表面文章。有着重要题材选择、重要内容表现、宏大叙事和深远背景的优秀主题创作甚为少见,如“第四届全国刻字艺术展”中崔志安的《腐》,董修善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等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如董修善在作品中将公历的9月9日与农历的重阳混为一谈了),但是这些作品深刻的寓意,弘远的叙事,触发人们思绪的涵蕴是远远超过其它作品的,作品所承载的历史感、忧患意识和社会公证价值是得到读者肯定的。具有宏大叙事和历史意义的作品,向人们叙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特定人物的特定事件在艺术家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折射着时代背景下的历史烙印,使历史人物和事件通过概括和提炼,凝聚成简洁的艺术语言,留给人们和后世以反思与镜鉴。重大题材的主题创作必将为当代刻字提供更多的创作内容与创作灵感;同时检验着刻字家的思想深度与创作水准;同时标志着当代中国刻字艺术所能达到的时代高度。忽视或缺少重大题材的刻字创作,不仅是当代刻字家的诟耻,也是当代中国刻字的遗憾。一个门类艺术的综合评价,正是通过社会价值的确认来完成的,如若对社会的贡献微不足道或毫无重要性可言,则受到社会的轻视自是必然,历史上一些民间艺术的消亡,正是在于其社会意义的微不足道,从而缺乏主流文化的关注以至自生自灭。刻字艺术的叙事功能,虽然不能与诗歌、小说、绘画相比,却是远在篆刻艺术之上的,其独特的艺术语言与表现形式,更不是其它艺术可以替代的。
重要题材的主题刻字作品具有典型性、叙事性、现实性、寓意性等丰富的表现内容,具有主流艺术的品格和价值。同时,主题刻字的创作实践必将对刻字理论提出更高要求,并促进刻字理论向深度模式开拓。著名学者许嘉璐最近曾说:“文化振兴须‘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者,在执政者与知识精英耳。”(参见《禅宗——中外文化相融的范例》(下)载《文史知识》2006年第8期)中国书协和中国书协刻字委员会作为中国刻字艺术体系构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当以‘文化自觉’者为己任,理所当然地要站在先进文化建设的最前沿,投身主流艺术,倡导正大气象,弘扬主旋律,强调艺术创作中真善美的展示和民族道义的担当。文化自觉,就是要把握主流,强调高雅,反对艺术的世俗化、粗鄙化以及媚俗、审丑等不良倾向。在主题创作的刻字作品中,则要倡导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倡导时代精神,使刻字艺术在发展中培养一种大度、宽容、优雅的民族气派和品格。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在庆祝中国书协成立二十五周年时,提出了“努力构建和谐繁荣创新有为的当代书坛”这一宏大构想,“和谐繁荣”与“创新有为”互为因果,刻字艺术家都应当为实现这一宏大构想而作不懈努力。在《第五届全国刻字艺术展前言》中,中国书协刻字委员会对目前的主题创作作了概述:“从整体创作状况看,‘主题刻字’的创作模式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作品注重构思和立意,艺术语言丰富,内涵深刻,富思想深度,反映了当下社会的审美主潮,引领着现代刻字艺术的发展方向。…………以‘主题刻字’为代表的我国刻字,展示着刻字母国文化底蕴的雄厚风范。”我们期待着有着时代高度与精神闪光的主题刻字作品出现。
主题刻字集中反映了真善美这一人类基本价值取向对刻字艺术的根本要求,对提高人们在刻字创作与作品欣赏中的审美能力颇有裨益,书坛以俗为美的风气必然会得到逐步扭转;审丑、盲目跟风、粗鄙化等不健康倾向也将逐步改善;玩世不恭、嘲弄传统、戏弄经典的恶习也将逐步收敛;低级趣味、反文化的现象也将逐步得到扼制,书坛最终会走向高雅文化领域。文化学者们提出: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真、善、美——的追求与提高,绝不能寄希望于大众文化,求真、求善、求美从来便是高雅文化的领域。(参阅余英时《论士衡史》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中国书法包括篆刻与刻字的发展与提高必将是一条雅化之路。
:圣经山《太上老子道德经》摩崖石刻
:天下第一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