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碑刻字：《坛山刻石》的历史意义与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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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皇坛山刻石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历史文物。关于这一刻石，我国古代典籍中有不少记载，历史上也曾存在着争议。但由于年代湮远，如今这一刻石可以说是默默无闻，极少为人所知，而从历史意义与文物价值来看，它的被人忽视，应该说是一种历史意义认识上的缺失，因此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情。

　　一

　　坛山刻石相传是西周时期的一方摩崖石刻，系周穆王北征犬戎获胜，为纪其功、志其日，刻于河北省赞皇县坛山崖石上的，所刻四字为：“吉日癸巳”，世称“坛山刻石”。

　　关于“坛山刻石”，各种版本的《辞源》、《辞海》以及晚出的《汉语大词典》等权威性辞书上均有专条介绍。1988年3月版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坛山刻石”条介绍说：“坛山在河北省赞皇县，山壁刻有‘吉日癸巳’四个篆字，相传为周穆王书。原刻石在宋皇年间被州将刘庄凿取带走，久佚。宋皇祐五年李中祐摹本也已散失，现存有南宋刻本。参阅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三。”该条目还配有坛山刻石图片。该书另有“坛山刻”条说：“指坛山刻石。宋·王安石《再用前韵寄蔡天启》：‘谁珍坛山刻，共赏《兰亭帖》’。”1979年版《辞源》“坛山刻石”条说：“坛山，在河北赞皇县，山上石壁原有‘吉日癸巳’四篆字，相传为周穆王书。原石刻在宋皇佑间为州将刘庄凿取携走，久佚。皇佑五年李中祐摹刻本也已散失，现存有南宋重刻本。参阅《金石萃编》三。”这一记述文字与《汉语大词典》大体相同。1979年版《辞海》“坛山刻石”条为：“刻‘吉日癸巳’四篆字。旧附会为周穆王所书。原在河北赞皇坛山上，石已不存；宋皇祐五年（1053年）李中祐有摹刻本，亦不存；现存南宋重刻本，在赞皇孔庙。”

　　按《汉语大词典》与《辞源》所记，坛山刻石“相传为周穆王书”，而按新版《辞海》所记，“坛山刻石”则是“旧附会为周穆王所书”。而查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六年（1937年）版《辞海》（舒新城、沈颐、徐元诰、张相主编），“坛山刻石”」条所述，却是：“周穆王书‘吉日癸巳’四篆字，刻于坛山之上（在河北省赞皇县），世称‘坛山刻石’。笔力遒劲，有剑拔弩张之势；宋皇祐间，宋祁遣人求取此字，郡守王君使人寻访得之岩石之上，州将刘庄因凿取以归，辗转入内府。后有李中祐摹刻本，然其石已不存；世所见者，南宋重刻本也。”这一记述显然与新版《辞海》不同，而更接近于新版《汉语大词典》与《辞源》所记。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关于“坛山刻石”是否确为周穆王所书，在认识上存在着争议。这种争议的历史情况究竟如何？到底孰是孰非？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探研的课题。

　　首先，上述三种辞书关于赞皇“坛山刻石”的记述中，有一点似乎是相同的，那就是说，赞皇“坛山刻石”是“南宋重刻本”，而此前有宋皇祐五年（1053）李中祐摹刻本，也已散失。至于相传周穆王原刻石，则在被州将刘庄凿取携走，后来辗转入“内府”，“久佚”。这就是说，现存于赞皇槐泉寺的“坛山刻石”，如果不是后人又重刻的话，它最多也就是“南宋重刻本”。那么，这块刻石的迁移、演变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二

　　前引《汉语大词典》、《辞源》、《辞海》等书关于“坛山刻石”的记述，主要源于清·王昶《金石萃编》一书，大约是说赞皇“坛山刻石”有三个版本：一，原在赞皇坛山石壁上的周穆王原刻石，后辗转入“内府”，已佚；二，宋皇祐五年郡守李中佑所摹制的刻石，已散佚；三，南宋的重刻本，即原赞皇孔庙所存者。而按此记述，可知今日赞皇槐泉寺所存之“坛山刻石”，既不可能是三千多年前周穆王的原刻石，也不是宋皇祐五年（1053）李中祐所摹制的“坛山刻石”，它最多只能是南宋的重刻本。但是，说宋皇佑五年郡守李中佑摹制“坛山刻石”，且后来又己散佚。又说赞皇今存之“坛山刻石”，乃南宋的重刻本。这些说法的依据究竟在哪里呢？

　　清·王昶《金石萃编》一书，对“坛山刻石”的介绍，应该说是比较完备的。首先，它把北宋皇祐五年（1053）赵郡郡守李中祐所写的《吉日癸巳之记》全文引录，而这篇《记》文对了解、研究“坛山刻石”是非常基本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其次该书节录了宋·欧阳修《集古录》中对“坛山刻石”记述，由于这是最早对“坛山刻石”进行研究、考证的文字，因此也是十分重要的著述。再次它又引录了南宋赵明诚《金石录》中关于“坛山刻石”介绍。由于赵明诚较早对“坛山刻石”为周穆王遗刻提出质疑，这构成了关于“坛山刻石”真伪之争的开端之论，其重要性当然也是不言自明的。又次，该书引录了明·宋濂《潜溪集》中的有关“坛山刻石”的文字，这实际上是较早维护“坛山刻石” 为周穆王遗刻的真实性而与赵明诚展开驳辩的文字，因此对于“坛山刻石”的论争，它也具有开先河的意义。该书下面还引录了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清·王澍《虚舟题跋》等书中有关“坛山刻石”的文字。最后王昶以“按”语的形式做出了他自己的分析与论断。

　　由于历代关于“坛山刻石”的介绍、评论，最初的根据大都出自李中祐的《吉日癸巳之记》。所以，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李中祐此《记》作一番认真剖析。

　　现存于赞皇槐泉寺的“坛山刻石”碑，上面就载有李中祐《吉日癸巳之记》，其文曰：“赞皇县坛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字，曰：‘吉日癸巳’，笔力遒劲，有剑拔弩张之状。地荒且僻，历数千年鲜有知其奇古而往寓目者。雨激风射，日销月铄几何，其不遂堙灭。广平宋公，皇祐四年秋九月，自亳社之镇，镇阳，赵其属郡也。过赵

　　日，尝访此字于士大夫间尔。后郡守王君使县人寻访，得之崖石之上，令刘庄者因督工凿取辇置归哉。时人始惊，观者日盈集，又从而摹写者，亦何可支哉。噫！在寒山绝壁，昧昧然人不知识，埋没数千年，因宋公一言，今遂出幽晦，取爱重于时，石虽不能言，其亦感公之知遇之恩德矣。中祐昔闻其妙，近幸权守于此而覩其真，且惧经历久远，一旦圮剥，或坠于地，失前古妙绝之迹，乃俾辟石糊灰，括以坚木，劖厅事右壁而陷置之，覆盖固护，庶永存而无他。时五年孟夏二十一日。权郡事李中祐记并题额。匠人王和刻字。”这篇《记》文，在王昶《金石萃编》首附于“诸家考证”之前，元·吾衍《周秦刻石释音》一书《音注书评·吉日癸巳刻跋语》中已全文引述过。李中祐的这篇《吉日癸巳之记》告诉我们说：宋皇祐四年（1052），因出知亳州、调戍知成德军、充定州路都部署、安抚使兼知定州的宋祁（后以龙图阁学士与欧阳修同修《新唐书》，官至工部尚书，又拜翰林学士承旨），经过其属下的赵郡时，访求“坛山刻石”，当时的郡守王君派一个叫刘庄的人带人把“坛山刻石”凿取回来，于是引起人们的惊愕与好奇，有好多人对刻石进行摹写。第二年，即皇祐五年，李中祐到赵郡“权郡守事”，他先闻“坛山刻石”之名，现在有机会亲睹其真。因怕风吹雨淋，时间长了，会剥落损毁或摔坏，为长久保存之计，于是“辟石糊灰，括以坚木”，把刻石镶嵌在郡厅的右壁之上，很好地保护起来。如此看来，这块刻石应该就是传为周穆王的原刻石，而非李中佑所摹刻者。而王昶在“按”语中说：“石刻本在赞皇山，后为刘庄辇至赵州廨，李中祐陷置厅事，记中述之甚详。而《集古录》以为宋祁所得，盖误读李中祐二字为宋祁，遂称为宋尚书。《潜溪集》又称为宋景文，其辗转传伪如此。中祐所刻石今亦不存世，所见者南宋刻本也。”这就是今天几种辞书中有关“坛山刻石”原刻本与摹刻本存佚说法的根据。

　　三

　　王昶的说法中，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

　　一，王昶说“石刻本在赞皇山，后为刘庄辇至赵州廨，李中祐陷置厅事”，那就是说赵郡州廨所“陷置”厅壁之“坛山刻石”，不是李中祐所摹刻之石，而是刘庄从赞皇山凿取辇归的原刻石。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但王昶又说“《集古录》以为宋祁所得，盖误读李中祐二字为宋祁，遂称为宋尚书。”这种说法其实不是《集古录》的作者欧阳修误读了李中祐的《吉日癸巳之记》，倒是王昶误读了欧阳修。请看欧阳修的《集古录》中的原话：“庆历中，宋尚书祁在镇阳，谴人于坛山摹此字，而赵州守将武臣也，遽命工凿山，取其字龛于州廨之壁，闻者为之叹息也。”这里说得很明白，尚书宋祁要的是摹本，或是以纸拓摹之本，或是以石摹刻之本，总之是不存在原刻石“为宋祁所得”之事。王昶之说，要么是误读，要么是他根本没有认真查看《集古录》中的原话。而《集古录》中说赵州守将凿山“取其字龛于州廨之壁”，也就是说原刻石为李中祐“陷置”保存于赵郡州廨，这一点与王昶的说法倒是一致的。

　　二，在王昶所引录的李中祐《吉日癸巳之记》、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宋濂《潜溪集》等书中，均没有关于李中祐摹刻“坛山刻石”的说法，但王昶在“按”语中突然说“中祐所刻石今亦不存世”，那幺，这块“中祐所刻石”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幺回事呢？在《金石萃编》中所引录的孙承泽《庚子销夏记》中说：“吉日癸巳四字，余从博古堂得一纸，乃政和以前搨本。后又得三纸，一为赞皇翻刻本，一为谢从宁刻本，一为吴恭顺惟英刻本。闻宋景濂刻于浦阳书院，未见其本。”孙承泽是清人，他所说的“博古堂”，是南宋大理评事、吏部编牒、收藏家石邦哲的居所之名。所谓“政和以前搨本”，即“坛山刻石”被收入“内府”之前拓本。他还收藏到赞皇翻刻本，说明当时赞皇存有“坛山刻石”实物。但赞皇所存“坛山刻石”自何而来，孙承泽没有说，他可能也根本不知道。而在《金石萃编》引录的王澍《虚舟题跋》中，却提到这件事，他说：“宋吴兴施宿谓旧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内府，则今所有者乃是皇祐五年权军事李中佑所刻别本也。欧阳公《集古录》谓宋公初在镇阳，尝模此字，今按李中祐记，则摹石者乃李中祐，非宋祁。……又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谓石今移置儒学戟门西壁，乃李中祐所刻石，非原石也。曩于泉南秦太史道然斋阁，见其所藏旧本，谓是穆天子旧刻。雍正辛亥春，蒋绣谷出一纸，见示‘吉日癸巳’，正与秦同，而前有李中祐记，石平正，而吉日癸巳四字多镵损，始知所见，乃是李本不复可得矣！”王澍这段话，是在对施宿“旧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内府”完全信实的基础上，推想出后存之“坛山刻石”为“李中祐所刻别本”，王澍号虚舟，清初人，早于同是清代人的王昶，王澍的说法被王昶在《金石萃编》中所采纳，于是就有了李中祐摹石之说。至于王澍说欧阳修《集古录》谓宋祁谴人模此字之说，不确。欧阳修与宋祁同朝为官，两人受诏同修《新唐书》，欧阳修既说“宋尚书祁遣人于坛山摹此字”，或以纸摹拓，或以石摹刻，均有可能。但宋祁没有取走刘庄从坛山上凿取的原刻石是可以肯定的。这与李中祐是否摹刻此字毫无关系。另外，王澍说“则今所有者乃是皇祐五年权军事李中祐所刻别本也”，纯系杜撰，因为在上述李中祐《记》文中根本没有这样的记述。况且，李中佑皇祐五年正在“权守”赵郡，需知他如果真有摹刻本，也应存于赵郡而非存于赞皇。所谓“则今所有者”究竟是在赵郡呢，还是在赞皇呢？看来没有到实地考察过的王澍，把赵郡与赞皇县混同一地了。王澍还引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说：“谓石今移置儒学戟门西壁，乃李中祐所刻石，非原石也。”这也是对顾炎武文意的曲解与改纂。顾文的原话是：“吉日癸巳，世传周穆王刻此四字……今坛山在赞皇县东北一十五里，而此石已移置县之儒学戟门西壁。”顾炎武并没有说刻石为“李中祐所刻石”，也没有说此石“非原石”。这两层意思是王澍强加到顾炎武身上的。顾所说的“此石”即是指李中祐“陷置”赵郡州廨“厅壁”之原石。而且，如按王澍的理解，“此石”即使是“李中祐所刻石”，那它是原存赵郡州廨呢，还是刻后即给了赞皇？是从赵郡州廨“移置”赞皇县之“儒学戟门西壁”呢，还是从赞皇县府衙厅壁“移置”县“儒学戟门西壁”？看来王澍在这里也无法说清楚。而在元·吾衍《周秦刻石释音·石鼓音》中，却明确地说：“穆王吉日癸巳，诸家所记，皆言在赵州州廨。”这就是说，刻石本在赵郡州廨，而不在赞皇儒学。所以，存放在赞皇“儒学戟门西壁”的刻石，究竟是何人何时所刻，仍然还是一个问题。如果宋政和五年（1115）确有将赵郡厅壁之“坛山刻石”原石送入“内府”之事，那么也有可能同时于该年重新摹刻“坛山刻石”，以补原厅壁之缺，但这已是皇祐五年（1053）之后六十二年的事了，而此时李中祐当早已不再在赵郡作“权守”，那么摹刻“坛山刻石”之事与他还会有何干系呢？若说李中祐此举是在原刻石被送入“内府”（宫廷）之前、李中佑仍在赵郡任职期间之事，或即在刘庄凿取坛山原刻石的第二年，即皇佑五年，此时原刻石刚刚“陷置”、“固护”于赵郡之厅事，似乎尚无摹刻之必要。况且李中祐《记》并无一字提到此事，与李中祐同代人的欧阳修在《集古录》中也根本没有这样的记述。因此，究竟有无李中祐摹刻另本“坛山刻石”之事，还需划一个问号。

　　至于王澍说他曾见秦太史所藏旧本与蒋绣谷“见示”之“正与秦同”的拓本，而得出“始知”“李本不复可得矣”的结论，这也是被王昶接受、采纳于成为《金石萃编》中“中祐所刻石今亦不存世”的根据。而王昶之说又成了现在通行的几种辞书“坛山刻石”条记述说“宋皇祐五年李中佑摹刻本也已散失”的根据。

　　三，王昶又说：“所见者南宋刻本也”。王昶是清代人，“所见者”应当是指清代及以后人们所能见到的存于赞皇孔庙的刻石。也即是现存于赞皇槐泉寺的“坛山刻石”。他说这一刻石是南宋重刻本，其根据又在哪里呢？据现在所见的清以前的相关文献资料，均未见有南宋重刻“坛山刻石”的记载。王昶既不能指明出处，又不能说明是南宋何人、何年及何种原因重刻此石，也不能提供任何其它证据和解释，因此王昶此说只能是他个人的推想或臆测，就像前面他说李中佑曾摹刻坛山刻石一样，都是不根之谈。当然，王昶所撰《金石萃编》，卷帙浩繁，多达一百六十卷，所录的三代至宋末、辽金时历代刻石多达一千五百余种，其中每种都摹录原文，间加训释，并附诸家题跋、考证，可谓搜罗宏富、考证详赅，这已十分难能可贵。但采录既多，疏漏错误，亦时有之，我们难以求全责备。至于他所加的“按”语，问题是，我们今日所见的几种具有某种权威性辞书中关于“坛山刻石”的记述，主要的依据又都是《金石萃编》，如果《金石萃编》的这些论断存在错误，那么以《金石萃编》为根据的这几种辞书的记述，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

　　关于“坛山刻石”被取入“内府”的问题。

　　王昶《金石萃编》引录王澍《虚舟题跋》的文字说：“宋吴兴施宿谓旧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内府”，这里“旧石”指的也是李中佑于皇祐五年在赵郡“龛置厅事壁间”的原刻石。

　　“坛山刻石”移入“内府”之事，又见于元·吾衍（也叫吾丘衍）《周秦刻石释音》，该书在《石鼓音》一节中记述说：“石鼓诅楚帝，皆直宝文阁临川王公顺伯所为书也。稽古成癖，至忘渴饥。石鼓考辨，尤为精诣……穆王吉日癸巳，诸家所记，皆言在赵州州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归内府矣。其说为信，因附卷末，庶广异闻。第石林诸跋，其间亦有伪舛，而无别本可证者，不容臆决。姑俟知者正之。嘉定六年（1213）重五日吴兴施宿书。” 宋·施宿，字武子，吴兴人，曾任绍兴府通判。“政和”为宋徽宗时期的一个年号，所说“归内府”的“政和五年”为公元1115年。而施宿作记的嘉定六年为公元1213年。那么原存赵郡之“坛山刻石”，如果真的被送入“内府”，那也已是皇佑五年（1053）之后六十二年的事了 。

　　清·赵搢编《金石存》（署“钝根老人编，绵州李调元雨村校”，书前有李调元撰序）卷二有《周·坛山刻石》条云：“吉日癸巳，右图坛山刻石四字，今在赞皇县儒学戟门西壁，有宋皇祐五年权郡事李中祐跋，相传为周穆王书。本在县南一十五里坛山之上，后乃凿取此石陷置州廨间。吴兴施宿云：州廨旧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内府，则今之在儒学戟门者，盖别刻石也。以此字为穆王书，初无明据，特以穆天子传有天子登赞皇以望临城，置坛此山之语，遂以归之耳。唐以前皆未有言及此书者。卫夫人言李斯见穆王书，七日兴叹，亦不知其何指，而说者以为即谓此书。赵崡（注：明万历举人，著《石墨镌华》）云：国朝宋濂考据款识，以为周穆王书无疑，果何所见而云然耶？”这里关于坛山刻石取入内府之事，也是据施宿说。施宿所说的“石林跋”，指石林为南宋陈思道人“纂次”之《宝刻丛编》一书写的《跋》文。石林，即叶石林，名叶梦得（1077—1148），字绍蕴，号石林。宋绍圣进士，累迁翰林学士、户部尚书，后为江东安抚大使，再拜崇信军节度使致仕。叶梦得嗜学早成，深通经史，尤工诗词，著述颇丰。他在这篇《跋》中写道：“（‘坛山刻石’）唐以前皆无所传闻，而世定以为穆王书，自宋景文祁发之，且以穆天子传为证耳。然字划奇古，信非秦汉以后遗迹。余（叶石林）始至汝南，同年生林虙为河北提举学事，函往求之，虙见寄才两月，复以书报曰，此字近诏取藏禁中，不可复得矣。此书初在赞皇山中，后武人为守，凿山取之，好事者常为叹息。今乃因得辇置近严，则前日未为不幸。然余求之稍缓，几遂失之，故今尤为可珍也。”叶梦得在此《跋》文中所说的“同年生” 林虙，字德祖，是叶梦得的同乡，吴郡人，曾为开封府掾。他在任河北提举学事时，叶梦得向他函求“坛山刻石”资料，两个月后他答复说该石己“近诏取藏禁中，不可复得矣”。林虙未必到过赵郡，更没有亲去赞皇，他的说法，有可能是事实。但笔者以为，他的话更多的可能是托词，是搪塞。试想，即使此时“坛山刻石”真的已被收入“内府”，但摹刻的“坛山刻石”或在赵郡、或在赞皇肯定还是有的。不然的话，也就没有后来“移置”赞皇县孔庙之“坛山刻石”，当然就更没有今天槐泉寺的“坛山刻石”，而我们今天关于“坛山刻石”的讨论也就无从说起了。这就是说，林虙受石林之托，寻求“坛山刻石”，即使原件确已收入“内府”，他也完全可以向石林说明原石已无，只能提供摹刻本资料。而他的答复却是“不可复得矣”，一字未提有无摹刻本的事，这岂不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弄清楚了：施宿说所据为叶石林跋，叶跋所据为其“同年生”林虙之言，此外并无他据。而林虙答复叶石林的话，显然存在可疑之处。但林虙的话，经叶石林以《跋》文形式的传播，再经施宿引述，竟成为后来原“坛山刻石”被收入“内府”之说的根据。因此，对于坛山刻石取入内府之说，笔者认为并非是确定无疑之事。

　　其实，被同代和后代多人引作证人的施宿，对石林《跋》文中所说的“政和五年归内府”事已有疑问，所以他说：“第石林诸跋，其间亦有伪舛，而无别本可证者，不容臆决。姑俟知者正之。”这样，我们对于“坛山刻石”原石于“政和五年归内府”事，还应作进一步考量。

　　试想，假如林虙回答叶石林的话是一种推托，也就是说，原存赵郡的“坛山刻石”原石并未被收入“内府”，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李中祐曾摹刻“坛山刻石”，更没有证据证明赞皇“坛山刻石”乃是南宋重刻本，那么，现存于赞皇槐泉寺的“坛山刻石”，是否可能就是皇祐四年（1052）刘庄从坛山上凿取辇归、原存于赵郡府厅的“坛山刻石”原件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五

　　现存于赞皇槐泉寺的“坛山刻石”碑，“吉日癸巳”四字刻于碑面上部左方，碑面右部竖排通栏刻李中祐皇祐五年所作之《吉日癸巳之记》。碑之左侧边内缘，又有“嘉祐己亥岁秋七月下未望日，移石于鄗邑之厅壁，令赵庠志 吴东书”的记载。“嘉祐己亥”为公元1059年，而李中祐作《吉日癸巳之记》的“皇祐五年”为公元1053年，这说明赵庠“移石于鄗邑之厅壁”是在李中祐作《吉日癸巳之记》的六年之后。现在有一个问题：在李中祐把州将刘庄于皇佑四年“凿取” “辇归”的坛山刻石“陷置”“固护”赵郡州廨厅壁、并作《吉日癸巳之记》的六年之后，这块被“移石于鄗邑之厅壁”的“坛山刻石”，是从何处移来的？是从赵郡州廨呢，还是赞皇县衙署？如果是从赵郡州廨移来，它是否就是李中佑“陷置”“固护”于赵郡州廨厅壁的那块坛山刻石原石？如果是从赞皇县衙署移来，那么赞皇县的这块坛山刻石，是从哪里来的呢？看来只有两种可能：一，从赵郡州廨移来。也就是说，皇佑五年李中祐将刘庄“凿取”、“辇归”之“坛山刻石”“陷置”、“固护”于赵郡州廨后的第六年，此刻石又从赵郡移至鄗邑之厅壁。如果真是这样，这块被移置之刻石当是坛山原刻石，而非摹刻者；二，从赞皇县衙厅事移来。这又有两种可能：㈠，皇祐五年“固护”于赵郡州廨之刻石，二、三年后又被移至赞皇县衙，再于嘉祐四年（己亥，1059）从赞皇移于鄗邑衙署之厅壁；㈡，也是从赞皇县衙厅事移来。但赞皇的这块坛山刻石与仍存赵郡州廨之原刻石无关，这是一块摹刻的“坛山刻石”。这块摹刻的刻石之摹刻时间，大约是在李中祐将坛山原刻石“陷置”、“固护”于赵郡州廨的当年（即皇祐五年，1053），或此后的第二、三年（即1054或1055）。它或即由李中祐主持摹刻。王澍《虚舟题跋》中说：“始知所见乃是李本，（原本）不复可得矣！”是说，“前有李中祐记”且“石平正”之刻石，乃李中祐摹刻本，被李中祐“陷置”、“固护”于赵郡州廨的原刻石，其上不会刻有李中祐《记》文，且其石乃刘庄凿取者，难以十分规则、平正。以王澍的观点来看，现存赞皇的“坛山刻石”上有李中佑《记》，且“石平正”，或是李中佑及其后所摹刻者。但需知李中佑在将刘庄凿取之并不规则、平正之原刻石进行“陷置”、“固护”时，已经进行了“辟石糊灰”、以使其平正的加工，这时他是完全可以在其所“辟”补之石上刻上他所写的《吉日癸巳之记》的。明·许浩《复斋碑录》说：“皇祐五年，武臣李中祐为守，命工凿取其字，以别石加灰补之，保方正。上题《吉日癸巳之记》，龛之州廨。”他也说的是为“保方正”而“以别石加灰补之”，并刻上《吉日癸巳之记》。而且他说的也是“坛山刻石”原石而非摹刻本。所以，王澍说从他所见到的奏道然与蒋绣谷的“坛山刻石”搨本上有无李中祐《记》，来判断其是旧本还是摹本，是不准确、不可靠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如果鄗邑从赞皇移来的刻石是摹本，则无论赵郡州廨所藏之原刻石后来是否被收入“内府”，都关涉不到移至鄗邑的这块摹本“坛山刻石”。不仅如此，这块“移石于鄗邑之厅壁”的“坛山刻石”，过了226年，到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又从鄗邑复归于赞皇县。这在现存于槐泉寺的“坛山刻石”左侧边外缘亦有记载。其记述为：“至元乙酉岁□□文重午日，同签赵公、按察副使卢公、州尹曹公、遣铁□提举董恭，就□鄗移石，复归本邑穆檀郡志”。赞皇县古称穆檀郡，此处穆檀郡即赞皇县。从这里所用的“复归”二字来看，“嘉祐己亥”（1059） “移石于鄗邑之厅壁”之石，应是从赞皇移来而非从赵郡移来。这或者可以否定前面所讲的第一种移至鄗邑之石直接“从赵郡州廨移来”的设想。而从赞皇移至鄗邑之刻石，无论它是皇祐五年后的一至五年内从赵郡州廨移至赞皇的，还是李中祐或他人摹刻收藏于赞皇的，都是在政和五年（1115）以前早就存在，直至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从鄗邑复归赞皇、至今犹存的“坛山刻石”。这又足以证明，宋人叶梦得之“同年生”林虙的所谓“此字近诏取藏禁中，不可复得矣”之搪塞、推托，以及施宿说的“其说为信”之绝不可信。还有施宿存疑说“第石林诸跋，其间亦有伪舛。而无别本可证者，不容臆决。姑俟知者正之”的预见性。

　　尽管赞皇“坛山刻石”于北宋“嘉祐己亥”移至鄗邑以及元至元乙酉复归赞皇的两次迁移，时间间隔226年之久，但都在县衙官署与儒学之内保存，并无损毁、丢失与重新摹刻之记录，故“南宋重刻本”之说不能成立，可以确定。

　　通过以上讨论，现在我们可以认为，现存赞皇槐泉寺之“坛山刻石”，其中的“吉日癸巳”四字部分，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周穆王原刻。若果如此，这块刻石应该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退一步讲，即便它是北宋皇祐至嘉祐间的摹刻本，那么它也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这当然也是弥足珍贵的。对于这样一件历史文物，无论它是周代原刻石，还是北宋摹刻石，其字迹精神，大约皆能保存周穆王刻石之风貌。因此，赞皇“坛山刻石”历史意义之深邃，文物价值之非凡，都是自不待言的。

　　根据记载，赞皇“坛山刻石”原嵌于县衙厅壁，后移于赞皇孔庙棂星门西壁。至1956年拆毁孔庙，刻石于第二年（1957）移嵌于县文化馆影壁内侧面。1988年重修槐泉寺后，为便于保管与观瞻，“坛山刻石”与赞皇的其它珍贵碑刻一并移入槐泉寺。

　　六

　　我国有关古代金石文献之记载与研究的著述，把“坛山刻石”收录其中的很为不少，除了前面征引过的著述之外还有许多。如：宋·《宝刻类编》（撰著人不详，但据粤雅堂丛书本《宝刻类编》八卷“提要”说：“《宝刻类编》八卷不着撰人姓名。《宋史·艺文志》、《马氏经籍考》亦未载其目，而《永乐大典》有其书。今核其编次第，断自周秦，讫于五季，并记及宣和、靖康年号，知为宋人所撰。又宋理宗宝庆初，始改筠州为瑞州，而是编多有以瑞州标目者，则当为宋末人无疑也。”）明·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明·都穆的《金薤琳琅》“周刻”、明·赵均《金石林时地考》、明·顾从义《法帖释文考异》、明·赵崡《石墨镌华》、明·许浩《复斋碑录》、清·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清·冯云鹏、冯云鹤《金石索》、近代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现代赵汝珍《古玩指南》、现代朱剑心《金石学》等。此外，历史上的其它一些诗文、著作中，涉及到“坛山刻石”者也有不少。在这些著述中，也存着对“坛山刻石”的不同的认识，其中有对“坛山刻石”为周穆王遗迹持肯定态度的，但也有持怀疑与否定态度的。但至今为止，关于“坛山刻石”的争论，其观点、论据又大都不出欧阳修、赵明诚、宋濂三人的论述。

　　欧阳修《集古录》是我国现存最早收录、研究石刻文字的专著，书中集录宋代及以前历代石刻跋尾四百余篇。其中他在他所撰写的《周穆王刻石》一文中说：“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赞皇坛山上。坛山在县南十三里。《穆天子传》云：‘穆天子登赞皇山以望临城，置坛此山，遂以为名。’‘癸巳’志其日也。图经所载如此。而又别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山。据《穆天子传》，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画奇怪。”看来，欧阳修认为“坛山刻石”为周穆王“真迹”。他的看法可能受到他的同僚、与他同修《新唐书》的“宋尚书祁”的影响。应该说，“坛山刻石”的被发现、被关注，完全是宋祁所引发的。所以李中祐《记》中说：“（刻石）在寒山绝壁，昧昧然人不知识，理没（逾）千年，因宋公一言，今遂出幽晦，取爱重于时。”宋祁是如何知道并关注起“坛山刻石”的呢？因为宋祁深研典籍、学识渊博，与其兄宋庠为同榜进士，累迁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他出行内外，常随身携带经史文稿，著述很多，可惜不少佚失。我们未能从他保存下来的著述中看到他自己关于“坛山刻石”的言论，但是我们通过与他共事多年的欧阳修的说法，可知他是通过《穆天子传》与图经的记述，才引发到赵郡寻访赞皇“坛山刻石”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周穆王坛山刻石的真迹。所以，宋祁、欧阳修，还有为刻石作《记》的李中祐，都应被看作“坛山刻石”为周穆王书的肯定者。李中祐在《吉日癸巳之记》中甚至直称“坛山刻石”为“周穆王刻石”，可见他对“坛山刻石”为周穆王遗迹 说的坚决认可。

　　前述《汉语大词典》“坛山刻”条中，引宋·王安石《再用前韵寄蔡天启》一诗，内有“谁珍坛山刻，共赏《兰亭帖》”句。王安石这首诗的全文为：“唯知造文字，人惑鬼愁慑。秦愚既改皐，新眊乃易迭。六书遂失指，隶草矜敏捷。谁珍檀山刻，共赏兰亭帖。”这里，王荆公从文字与书体发展、演变历史的角度，希望人们珍爱“坛山刻石”，并把它与王羲之“兰亭帖”并称，可见他对“坛山刻石”为周穆王遗迹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坛山刻石拓片

　　宋人撰《宝刻类编》卷一，把“坛山刻石”列入“帝王一·周·穆王”：“吉日癸巳。赵存”，这说明该书对存于赵郡的这块刻石为周穆王书也是不疑的。

　　据前引王澍《虚舟题跋》说：“晋卫夫人谓李斯见穆天子书，七日兴叹，盖此字也。”清·赵搢《金石存》也记有“卫夫人言李斯见穆王书，七日兴叹”事。此说或源于东晋·卫铄《笔阵图》记载：“昔秦丞相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患其无骨。蔡尚书邕，入鸿都观竭石旬不返，嗟其出群。” 卫铄，人称“卫夫人”，著名女书法家，系王羲之少时老师。以上所说的秦丞相李斯所见之“周穆王书”，理应包括图经所载之“吉日癸巳”四字在内。这就是说，周穆王书在秦时即已引起关注，特别是小篆书体的确立者李斯见后竟“七日兴叹”。由此可见，“坛山刻石”所书四字对李斯书体的研创一定产生过影响。

　　第一个对“坛山刻石”提出质疑的人，是南宋人赵明诚。

　　赵明诚即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官知湖州军州事，他以所藏三代彝器及汉唐以来石刻共二千种，仿欧阳修《集古录》之例，编撰成《金石录》三十卷。他在该书中对“坛山刻石”所撰的注文中写道：“右‘吉日癸巳’字，世传周穆王书。案，穆王时所用皆古文科斗书，此字笔画反类小篆。又，《穆天子传》、《史记》诸书不载，以此疑其非是，姑录之以待识者。”这里，赵明诚虽对“坛山刻石”的可信性提出疑问，但仍把它列入夏商周三代之品，所以说不上是对“坛山刻石”的否定。

　　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聘为《五经》师、授江南儒学提举、太子师、撰修《元史》总裁、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的宋濂，把“吉日癸巳”四字摹刻于浦江书院，并书《跋重刻吉日癸巳碑》，与对“坛山刻石”持有怀疑的赵明诚进行驳辩。《跋重刻吉日癸巳碑》中写道：“赵之赞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坛山崖石间，世传为周穆王书。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亳迁镇阳过赵，始遣人访得之，令刘庄者因凿移郡厅。笔力确峭，有剑拔弩张之势，其‘吉日’字，往往与周淮父、卤伯硕父鼎，齐侯镈钟诸款识合，实二千年奇迹也。欧阳文忠公家，藏金石遗文甚多，其最远者，唯毛伯、伯冏二敦铭，及此文而已。赵明诚继著《金石录》，独以笔画类小篆为疑。今用周宣王时石鼓文考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当时与古文科斗书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尔。明诚已信石鼓为周人之书，何独于此而疑之耶？濂既手摹刻于浦阳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辨。” 这就是宋濂对“坛山刻石”为周穆王书的非常明确的肯定态度。

　　明崇祯进士、官给事中、四川防御使、清吏部左侍郎、有《尚书集解》、《五经翼》、《诗经朱传翼》、《九州山水考》、《学典》、《元朝典故编年考》、《天府广记》等数十种著述且收藏甚富的孙承泽，在他的《庚子销夏记》一书中记述说，他自己就收藏有“坛山刻石”的四种拓本，他写道：“赞皇檀山‘吉日癸巳’四字，奇古之甚。余从博古堂得一纸，乃政和以前拓本。后又得三纸，一为赞皇翻刻本，一为中书谢从宁刻本，一为吴恭顺惟英刻本。闻宋景濂（即宋濂）曾刻于浦阳书院，未见其本。古刻瘦劲而有天然之致，非后人所摹也。”孙承泽说坛山刻石之字“奇古之甚”，其欣赏与笃信之情溢于言表，自是“周穆王书”的支持者。

　　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对“坛山刻石”只作了客观介绍：“吉日癸巳，世传周穆王登坛山刻此四字，于《金石录》以为三代时所用皆科斗书，而此类小篆，疑而未信。”顾本人并未明确表态。在赵明诚与宋濂的争论上，顾炎武算个中立派吧。

　　清·赵搢《金石存》中，对“坛山刻石”亦有所疑。他说：“唐以前皆未有言及此书者。卫夫人言李斯见穆王书，七日兴叹，亦不知其何所指。而说者以为即谓此书。赵崡云国朝宋濂考据款识，以为周穆王书无疑，果何所见而云然耶？”宋濂不赞同赵明诚的看法，讲了理由所根据。而赵搢不敢首肯宋濂之议，却只有空泛的怀疑，所以显得无力。

　　1866年，对金石学、古文字学颇有创见、著有《说文古籀补》、《字说》、《恒轩古金录》等书、曾任会办北洋军务、广东、湖南巡抚等职的吴大澄，把“坛山刻石”上的“吉日癸巳”四字收入《金石大字典》，并对此四字逐一作出注释。其中说 “ ‘吉’字有雕刻之形迹，拟为最初之原刻本”；说“周石刻吉日癸巳之‘巳’如此，望堂以借‘己’为‘巳’也。古有形之假借，有声之假借，如此篆亦为形之通借，犹汉人借吕为巳也。”吴大澄称“坛山刻石”为“周石刻”，以他对古文字学与金石学的功底，他认定“坛山刻石”为周穆王遗刻，当非佞妄之言。

　　中国近代考古学先驱、金石学家、曾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金石学概要》第四章“历代石刻”中写道：“宋以来着录金石之书，言三代时石刻者，于夏，则有岣嵝碑，卢氏摩崖，并传为禹迹。于殷，则有红崖刻石，传为高宗时刻，锦山摩崖，传为箕子书。于周，则有坛山刻石，传为穆王刻，石鼓文，传为史籀书，延陵季子墓字，比干墓字，并传为孔子书。”“坛山刻石，宋欧阳修据《穆天子传》及《图经》定为穆王登赞皇时所刻，然赵明诚已疑其非是。”（中华书局《凡将斋金石丛稿》，马衡着，1977年10月出版，第66页。）马衡先生在这里只是简要、客观地表述了历史上对“坛山刻石”的认知情况，从其它相关文字来看，他也倾向赵明诚“疑其非是”的态度。

　　以上所引例证，表明认同“坛山刻石”为周穆王遗迹者，历史上代不乏人。而怀疑者也间有之。但怀疑者所提出的理由，似都未出赵明诚所述。而宋濂对赵明诚的驳论，应该说是比较有力的。所以，笔者倾向于认同“坛山刻石”为周穆王遗迹。

　　七

　　对“坛山刻石”真实性持明确否定态度者，是在传说“坛山刻石”产生年代的近三千年之后的现代人朱剑心。

　　1940年，朱剑心《金石学》一书出版，其中对“坛山刻石”几乎全盘予以否定。书中写道：“‘坛山刻石’‘吉日癸巳’四字，本在赞皇县坛山上。汉唐以来，未经人道。宋皇祐四年秋，赵州守将广平宋公访得之，命县令刘庄督工凿取以归。次年夏，李公中祐权郡守事，恐其圮剥，乃镵厅事右壁而陷置之，并为之记。今在县学之戟门。欧阳修《集古录》引《穆天子传》，定为周穆王刻石。赵明诚《金石录》以其字非古文科斗，乃类小篆疑之。窃意赵说是也。今观其字，颇类李斯、阳冰之迹，必非穆王之刻石也，殆亦因《穆天子传》而附会之欤？”朱剑心还臆断说：“三代刻石，虽或见于史传，然传世实尠，多由附会。”“古今相传三代刻石，如此而已；然俱不足信，则虽谓三代无石刻可也。”“三代刻石，于古无征。”

　　朱剑心的这些看法能否成立呢？先看看他所说的“古今相传三代刻石” “俱不足信”，“则虽谓三代无石刻可也”，“三代刻石，于古无征”。但据前引马衡先生《中国金石学概要》第四章“历代石刻”中的话：“宋以来著录金石之书，言三代时石刻者，于夏，则有岣嵝碑，卢氏摩崖，并传为禹迹。于殷，则有红崖刻石，传为高宗时刻，锦山摩崖，传为箕子书。于周，则有坛山刻石，传为穆王刻，石鼓文，传为史籀书，延陵季子墓字，比干墓字，并传为孔子书。”对所述“三代刻石”，马衡先生辨析说：“其实岣嵝碑虽见于唐宋人记载，不过传闻之辞。今之所传，实出明人模刻，明新昌宗已辨其附会。卢氏摩崖止有一字，清刘师陆释作洛，得见墨本者云，系石纹交午，实非字迹。红崖刻石俗称《诸葛誓苖碑》，代远失考，似为近之。锦山摩崖或释为箕子书，叶昌炽谓为于古无征，半由附会。” “坛山刻石”辨析已见上述，至“延陵季子墓字，宋董逌谓夫子未尝至吴，其书是非不可考。比干墓字为隶书，更非孔子所能作。”对以上所述“三代刻石”，马衡先生或怀疑，或否定，皆有所据，绝无轻言臆断。以学风如此严谨之学者，对于同为“三代刻石”之石鼓，则确信不疑，认为：“然则古刻舍石鼓外，余皆不足信，可断言也。石鼓之形制为特立之碣，乃刻石之一种，则古刻无所谓碑者，又可断言也。”马衡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稿》卷五《石刻·石鼓为秦刻石考》（署文时间为1931年10月）中，认为石鼓文出于秦献公之前（秦献公一年为公元前384年），襄公之后（襄公一年为公元前776年），其期间近400年。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则石鼓文之制又最少在此前约200年前。依此看来，石鼓文固属“三代刻石”之列，勿庸疑也。此外，马衡先生还对同属“三代刻石”的《秦诅楚文》评论说：“此外则宋时出土之《秦诅楚文》较为可信，顾三石久佚，不知其形制若何，但据宋人所着录，又决非碑也。”这就是说，马衡先生对“三代刻石”绝未全盘否定，除石鼓文外，还认为《秦诅楚文》属“三代刻石”“较为可信”。其实，关于石鼓文刻石之时代，自唐代以来颇多异词，唐·张怀瓘、窦泉、韩愈、韦应物，宋·董逌、程大昌、郑樵，金·马定国，清·俞正燮、万斯同、巩丰、震钧、罗振玉，近、现代马叙伦、郭沫若等都曾参与考证与论争，但无论主宗周说、主秦说、主后周说，怀疑其为“三代刻石”者不多。也就是说，尽管存在着石鼓文究竟属于“三代”中哪个年代的争论，但石鼓文属“三代刻石”似可定论。关于这一点，朱剑心在其《金石学》一书中也说：“除《石鼓文》已‘考定’为秦刻石外，余皆未可信也。”那么，这与“古今相传三代刻石……俱不足信”、“则虽谓三代无石刻可也”、“三代刻石，于古无征”之论，在逻辑上如何说得通呢？

　　尽管“三代无石”之说显得唐突、失准，但还可算作朱剑心的个人之见。至于他又说“坛山刻石”“汉唐以来，未经人道”，以及他引赵明诚“穆王时所用皆古文科斗书，此字笔画反类小篆”之说，都已是前人早已道及的理由，并无丝毫新意。他也未能就宋濂对赵明诚的驳辩提出任何反驳辩，在没有任何新论据的情况下，朱剑心悍然下结论说：“今观其字，颇类李斯、阳冰之迹，必非穆王之刻石也”。需知八百余年前的赵明诚尚且只是“疑其非是，姑录之以待识者”，而朱剑心竟以“必非”这等武断的用语，对近三千年前的周穆王刻石作出“结论”，这显然是过于轻率、也很难以服人的。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似乎对现存槐泉寺的“坛山刻石”之不容忽视的重大历史意义极高的文物价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此说开来，像赞皇“坛山刻石”这样至今仍然默默无闻、未能引起关注的历史文物，不仅赞皇有，全省各地乃至全国各地都还有不少，关键在于要使这个问题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认真开展对这些资源的发现、开掘、研究与利用。

　　顺便说到，河北省档案局的王焕春先生，作为赞皇人，退休后仍热切关注家乡的文化建没，并且身体力行，进行扎扎实实的开掘与研究工作，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并促成了这次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会，引发了学术界、党政领导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对“坛山刻石”的了解与关注。王焕春先生可谓功莫大焉！我个人表示向他学习，向他致敬！

　　王 畅 著名学者。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原河北省文联委员，河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名碑刻字：孔子题比干墓碑
：泰山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