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碑-著名碑刻隶书赏析
汉代隶书的统称。因东汉碑刻上的隶书 ，笔势生动，风格多样，而唐人隶书，字多刻板，称为“唐隶”，故学写隶书者重视东汉碑刻，把这一时期各种风格的隶书特称为“汉隶”，以别于“唐隶”。漢碑--“隸法以漢為奇”
广义的说，所有汉代的隶书都是汉隶，包括汉初的古隶、汉隶（狭义的汉隶）和八分书。狭义的汉隶是指西汉使用最广泛的隶书体，五凤元年简和定县汉简是其成熟的形态。汉隶较古隶规范，又不像八分那样具有装饰性，是西汉直至汉末的通用书体。从编年资料来看汉隶的特征为：取横势，突出横画，横平竖直．其结构类型类似于沙孟海先生总结的平画宽结类。给人以雄放洒脱，浑厚深沉之感。
五凤刻石
五凤刻石，又名鲁孝王刻石。公元前56年（鲁孝王34年，即五凤二年）刻,此石于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重修曲阜孔庙时,得自鲁灵光殿基西南三十步之太子钓鱼池。当时工匠取石维修孔庙，提领修庙的开州刺史高德裔随即移石入孔庙，现存东庑。石长71.5厘米，左高38厘米，右高40厘米，厚43厘米，石灰岩质。刻字为“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3行，隶书，仍带有篆书笔意，简质古朴。刻字处宽25厘米，高24.5厘米，凿成龛形。五凤二年即公元前56年，鲁孝王34年。左侧刻高德裔发现此石的题记。
在简牍隶书尚未发现之前，由于西汉书体资料极少，这块刻于公元前56年的石头，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这廖廖十三字成为人们研究西汉书体的重要依据。
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说：“字形质朴，此西汉之物，绝无仅有者也。”方朔在《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给予的评价为：“字凡十三，无一字不浑成高古，以视东汉诸碑，有如登泰岱而观傲崃诸峰，直足俯视睥睨也。字在篆隶之间。”
袁安碑
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立。碑石已残，现存碑石纵约153厘米，横74厘米，篆书，共10行，行15字，有穿在五六行之间正当碑中，为汉碑之所仅见。何时何地出土不详，碑石于明万历问移至偃师县辛村牛王庙中用作供案，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夏，一儿童仰卧其下纳凉，发现石上刻有文字，即告村人，村人任继斌遂以拓本流传行世，今碑存河南省博物馆。
此碑书风与《袁敞碑》极其相似，似为一人所书。袁敞为袁安之子，后多以二碑并称。碑文中所记司徒公袁安其人其事，与《后汉书袁安传》所载基本相同。此碑篆法通婉流畅，精细均匀，结体宽博，端庄雍容，线条富有弹性，初看平淡似水，细观则具力拔千钧之势。为汉篆中上乘之作。
【释文】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授易孟氏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十一月庚午除给事谒者五年正月乙迁东海阴平长十年二月辛巳迁东平城令十三年十 二月丙辰拜楚郡守十七年八月 庚申徵拜河南尹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仆元和三年五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孝和皇帝加元服诏公为宾永元四年月癸丑 闰月庚午葬
袁敞碑
《汉司徒袁敞碑》，简称《袁敞碑》，形制大小与《袁安碑》相仿。篆书10行，上下断缺，每行5至9字不等。碑穿在第五、六行中间。1923年春在河南偃师县出土。1925年为罗振玉购得，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东汉元初四年（117年）刻。碑有断缺。此碑以方折之笔作篆法，不失流畅，成为此碑长处。是小篆书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清邓石如习小篆，从此碑获益不少。
【释文】敞叔平司徒公月庚子以河南尹子五月丙戍除郎中九年门侍郎十年八月丁丑十月申申拜侍中步兵校尉延年平元匠其七月丁丑拜东丙戍徵拜大仆五年初二年十二月庚其辛酉葬
石门颂
全称《汉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东汉建和二年（148年）11月刻，摩崖隶书。20行，行30、31字不等，纵261厘米，横205厘米。藏汉中博物馆。它镌刻在古褒斜道的南端，即今陕西汉中市褒城镇东北褒斜谷古石门隧道的西壁上。内容为汉中太守王升表彰杨孟文等开凿石门通道的功绩。文辞为王升撰。
此摩崖刻字书写较随便，不刻意求工而流露出恣肆奔放、天真自然的情趣，为后世书家所珍爱。其结字极为放纵舒展，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多用圆笔，起笔逆锋，收笔回锋，中间运笔道劲沉着，故笔画古厚含蓄而富有弹性。通篇看来，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意趣横生。《石门颂》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的代表，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文中“命”、“升”、‘诵”等字垂笔特长，亦为汉隶刻石中所罕见。《石门颂》对后世影响很大。
清张祖翼跋此碑云：“然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杨守敬《平碑记》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乙瑛碑
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又称《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孔龢碑》。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立，隶书。18行，行40字。现存山东曲阜孔庙内。碑高260厘米，宽128厘米。
此碑记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以前鲁相乙瑛之言，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礼器庙祀之事。桓帝准可，时乙瑛已离任，遂以孔龢补之。此碑结体方整，骨肉亭匀，波磔分明，法度严谨，用笔方圆兼备，平正中有秀逸之气；是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作品，属方整平正一路，与《史晨》、《华岳庙》、《熹平石经》同趣。
自欧阳修《集古录》以降，迭经著录，对后世影响很大。宋张稚圭以为钟繇所书。宋洪适《隶释》云：“……繇以魏太和四年(230)卒，距永兴盖七十八年，图经所云非也。”明赵崡《石墨镌华》也说：“元常，献帝初始为黄门侍郎，距永兴且四十年，此非元常书明甚。未知张稚圭所按何图。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正不必附会元常也。”明郭宗昌《金石史》谓此碑“尔雅简质可读，书益高古超逸。”清方朔《枕经金石跋》云：“《乙瑛》立于永兴元年，在三碑《礼器》、《史晨》为最先，而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宫之富。王篛林(澍)太史谓雄古，翁潭溪(方纲)阁学谓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不虚也。”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云：“朴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礼器碑
全称《汉鲁相韩勑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明府孔子庙碑入《鲁相韩勑复颜氏繇发碑》、《韩勑碑》等。汉永寿二年（156年）刻，隶书。纵227.2厘米，横102.4厘米。藏山东曲阜孔庙。无额。四面刻，均为隶书。碑阳十六行，行三十六字，文后有韩勑等九人题名。碑阴及两侧皆题名。
此碑自宋至今著录最多，是一件书法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碑之后半部及碑阴是其最精彩部分。艺术价值极高。一向被认为是汉碑中经典之作。明郭宗昌《金石史》评云：“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清王澍《虚舟题跋》评云：“隶法以汉为奇，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又说，“唯《韩勑》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又肃括。自有分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清杨守敬也说：“汉隶如《开通褒斜道》、《杨君石门颂》之类，以性情胜者也；《景君》、《鲁峻》、《封龙山》之类，以形质胜者也；兼之者惟推此碑。要而论之，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所以难也。”(《平碑记》)此碑字口完整，碑侧之字锋鋩如新，尤其飘逸多姿，纵横迭宕，更为书家所激赏。攻汉隶者，多以《礼器》为楷模。
张景碑
此碑又名《张景造土牛碑》。东汉延熹二年（159年）立，隶书。纵125厘米，横54厘米。四周残损，存12行，行23字，共229字。存河南南阳市卧龙岗汉碑亭内。一九五九年在河南南阳市南城门里路东出土。碑文记述地方官同意乡民张景包修土牛、瓦屋等设施，以免其本家世代徭役之事。我们可由此看出东汉时的赋税、劳役情况。
碑书字法端严工细，体势开张，波磔分明，用笔峻利，方圆兼备，秀丽多姿。虽出自民间无名书手，但可直与著名汉碑《史晨》、《乙瑛》、《曹全》等相伯仲。碑中有一“府”字曳脚特长，呈刀币形，为他碑所罕见。1982年文物出版社有初拓影印本。
此碑属于汉碑中隽永秀劲一派，笔势波磔分明，体势横扁平整，端庄自然，是上承古篆，下开楷则的汉代隶书碑群代表。正如清代王澍所语：“隶法以汉为极，没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封龙山颂
《封龙山颂》，亦称《封龙山碑》，东汉桓帝延熹七年（164年）立于今河北元氏县王村。为祀山颂神而立。清道光27年河北元氏知县刘宝南发现。时碑体完整，惜为了搬运方便而截为两段，后来嵌合为一，却有伤文字。碑高160厘米，宽93厘米，碑文15行，每行存7至26字不等。整碑无穿，亦无额。
《封龙山颂》之研究价值首先是碑制。其次，可裨益于古代文体和古韵的研究。其碑第一行列有标题“元氏封龙山之颂”。
这是一块在用笔上很近似《石门颂》和《杨淮表记》的汉碑。它圆笔中锋，锋芒内敛而奔放，极饶篆书意趣，因此突出地表现出宽博、豪放、雄肆的美感。其在结体上也很有特色，大多字形偏长，重心较高，下半部时见散开，而左右两角又时有偏移，加上横画的运用或上斜，或下倾，从而形成了平中出奇，稳中有险的生动笔致，其妙在有意无意之间。《封龙山颂》用笔圆润似《石门颂》，但外形方硬过之；笔划瘦硬险峻似《礼器碑》，但朴厚遒润过之。所以它兼有二者的美，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谓：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此。清代方朔在《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的评价是：字体方正古健，有孔庙之《乙瑛碑》气魄，文尤雅饬，确是东京人手笔。
华山庙碑
全称《汉西岳华庙碑》。东汉延熹八年(165)立，隶书，郭香察书。22行，行37字。原碑已毁。碑旧在陕西华阴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于地震。或谓碑嘉靖中犹在，一县令修西岳庙石门，碎之为砌石(见明赵崡《石墨镌华》。
此碑为著名汉碑之一。其结体方整匀称，气度典雅，点画俯仰有致，波磔分明多姿，是汉隶中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代表作品。明郭宗昌《金石史》称其“结体运意乃是汉隶之壮伟者”。清朱彝尊谓；“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金石文字跋尾》)。翁方纲则说：“朱竹垞于汉隶最推是碑。以余平心论之，则汉隶自以《礼器碑》为最。此碑上通篆，下亦通楷，借以观前后变之所以然，则于书道源流是碑为易见也。使人易见者，非其至者也。”(《两汉金石记》)
衡方碑
全称《汉卫尉卿衡府君碑》。东汉建宁元年(168年)9月立，隶书。20行，行36字。藏山东泰安岱庙。碑阴存题名二列，字甚漫漶。碑额阳文隶书“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二行十字，二行之间有竖格线。碑原在山东汉上县西南十五里郭家楼前，清雍正八年汶水泛滥，碑陷卧，后重立。
碑主人衡方，字兴祖。官至京兆尹、兵步校尉，有政绩。门生故吏朱登等乃镌石以颂其功德。碑文末行有两行小字：“门生平原乐陵朱登字仲希书。”翁方纲氏以为朱登是书碑人。此碑自宋欧阳修以来，迭经著录，为著名汉碑之一。碑字结体宽博，笔画肥厚古拙，方圆兼备，风致高雅，体势雄伟。在章法布白上，行密格满，与《史晨》、《曹全》相异趣。碑额阳文隶书，尤有气魄，结体严整，笔画圆劲，看似平正而神采飞动。清翁方纲称：“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鲁公正书之渐矣。……盖其书势在《景君》、《郑固》二碑间也。”(《两汉金石记》)。清姚华《弗堂类稿》跋此碑云：“《景君》高古，惟势甚严整，不若《衡方》之变化于平正，从严整中出险峻。”何绍基称其“方古中有倔强气”。此碑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杨守敬说《衡方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从唐代颜真卿的书法亦可窥见其流风所及。清代中后期，提倡汉隶和北碑，书风大变，著名书法家伊秉绶学《衡方》，深得其神髓。
史晨碑
《汉史晨碑奏铭》，又称《史晨碑》或《史晨前碑》、《汉史晨谒孔严后碑》、又称《史晨后碑》，两碑同刻一石两面。〈史晨前碑〉奏铭建宁二年（169年）碑刻后，又追述建宁元年到官，刻在背面。有谓先刻元年，转后面。前碑，隶书，无额，17行，行36字，后碑，隶书，14行，行36字，现存山东曲阜孔庙。
《史晨前后碑》为著名汉碑之一，碑字结体方整，端庄典雅。笔势中敛，波挑左右开张，疏密有致，行笔圆浑淳厚，有端庄肃穆的意度，其挑脚虽已流入汉末方棱的风气，但仍有姿致而不板滞。清方朔以为《史晨碑》“书法则肃括宏深，沈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见《枕经堂题跋》）。何绍基说：“东京分书碑尚不乏，八凡遇一碑刻，则意度各别，可想古人变化之妙。要知东京各碑结构，方整中藏，变化无穷，魏、吴各刻便形板滞矣”（《史晨碑》跋）。此本“秋”字完好，为明拓精本。
前后碑字体如出一人之手，传为蔡邕书。结字工整精细，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明郭宗昌谓其“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清万经《分隶偶存》评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韩勑》(《礼器》)之右。”杨守敬《平碑记》云：“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西狭颂
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亦称《李翕颂》、《黄龙碑》。在甘肃成县天井山。东汉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六月刻。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
《西狭颂》与陕西汉中的《石门颂》、略阳的《郙阁颂》同列为汉代书法“三颂”。碑帖是碑刻的拓片，现在保留下来的汉代碑刻原石寥寥无几，凤毛麟角，而《西狭颂》就是其中之一，是三大颂碑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摩崖刻石。它刻在一块崖体凹进，表面平整的石壁上，宽340厘米，高220厘米，上有“惠安西表”四字篆额，正文阴刻20行，385字。每字约4厘米见方。纵观全篇，汉代隶书真迹清晰可辨。碑文除记述东汉武都太守李翕的生平和屡任地方行政长官之卓越政绩，主要颂扬了他率领民众开通西狭道路、为民造福之德政。碑文描绘了西狭山路的险阻，叙述了李翕由感叹而下令有关官吏奋力修路，凿崖清障，削高垫低，截弯取直，终于开通新路，行人欢腾，歌颂功德等等。
《西狭颂》碑文的右侧刻着正文刻有黄龙、嘉禾、白鹿、木连理和承露人之图象，称为“邑池五瑞图”，象征李翕主政其间政通人和，五谷丰登，民乐其居，是对碑文的形象补充，二者联系起来看，图文相应，虚实相生，是东汉摩崖石刻艺术中图文并茂的佳篇奇构，当地人把它们合称为《黄龙碑》。在题名中有“仇靖字汉德书文”，故认为撰文、书丹均为仇靖一人所为。碑刻周围还有宋代元符、乾道、淳熙年和清代光绪以及民国年间一些名人仿古题刻。刻在悬崖右侧的“东汉摩崖石刻西狭颂”9个大字，是当代著名国画大师李可染题写的。碑上阳刻小字题名12行，142字，与正文书法风格相同，皆系当时成县人仇靖所撰刻。仇靖字汉德，是地位很低的官府小吏，即便是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吏，却有如此的盖世之笔，可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家、书法家。
《西峡颂》摩崖的另一珍贵之处在于它保存完好。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说“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犹可保重”。清代徐树钧《宝鸭斋题跋》说它“疏散俊逸，如风吹仙袂飘飘云中，非复可以寻常蹊径探者，在汉隶中别饶异趣。”康有为《广义舟双楫》说“疏宕则有《西狭颂》。”梁启超《碑帖跋》评《西狭颂》“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汉隶书法“三颂”中最为完整，风采依旧，主要是因为碑体凹进崖壁几米深，上凸下凹，即不被日晒，又避免雨淋。碑刻位于半崖，曾被藤萝遮蔽，一般人很难接近，后来还是被樵夫所发现，举世闻名的《西峡颂》才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
《西峡颂》碑刻字体清晰，简洁古质，结构美观，刀法有力，是书法艺术的瑰宝。碑文和书法均有很高的考古研究和临摹鉴赏价值，在国内及日本等国掀起了《西峡颂》研究热。它在我国金石学、文化史、书法史和交通史上均占有重要位置，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享誉海内外，2001年6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韩仁铭
碑名全称《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现存郑州荥阳市文物保管所。东汉熹平四年（175）十一月刻。金正大五年（1228）荥阳县令李天翼（字辅之）发现，清康熙年间又曾一度散失，后又发现。碑文左侧刻有金正大五年赵秉文和正大六年李天翼跋语和李献能题铭，详述该碑出土情况。额篆“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10字。碑文隶书，8行，行存18字。记述韩仁做官的政绩和不幸短命后，上级官员令地方以少牢祭祀，以示褒扬的情况。
碑文字体疏朗，行笔遒劲，为汉隶书体另一流派。碑额篆书结体长短随字结构，行间茂密，和而能变，与碑文隶书同出一人之手，世称双绝。康有为《广义舟双楫》说“《李孟初》、《韩仁铭》皆以疏秀胜。”《韩仁铭》字画不瘦，秀而不疏，精神从容，淳古超尘，神情怡然，悠扬洒落，是汉隶中的逸品。
曹全碑
《曹全碑》全称为《合阳令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十月立，明万历初年在陕西省郃县旧城出土，现在西安碑林。竖方形，高273厘米，宽95厘米，共20行，每行45字。内容为王敞记述曹全生平。碑文记载了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事件，也记载了张角领导农民起义波及陕西的情况，也反映了当时农民军的声势和合阳县民郭家起义等情况，为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斗争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此碑石黑明如涂油脂，光可鉴人，书体是用隶书写成。文字清晰，结构舒展，字体秀美飞动，书法工整精细，秀丽而有骨力，风格秀逸多姿，充分展显了汉隶的成熟与风格。此碑碑石精细，碑身完整，实为汉碑、汉隶之精品。也是目前我国汉代石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少数作品之一。
此碑是汉碑代表作品之一，是秀美一派的典型。其结体，笔法都已达到十分完美的境地。清万经评此碑“秀美生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
隶书也叫“隶字”、“左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把篆书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在结构上，改象形为笔画化，目的是为了书写方便、快速。始于秦代，普遍使用于汉魏。晋朝卫恒的《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指胥吏，即办理文书的小吏）佐书，曰隶字。”就是说，隶书本来只是小篆的一种简率快速写法，到了汉朝，经过加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字体。秦隶也叫“古隶”，同小篆相差不很远：汉隶也叫“今隶”，其笔势、结构都与小篆不同。汉隶西汉与东汉也有较大的区别，西汉的隶体笔画比秦隶简省，但尚无波磔（捺笔挑势）；至东汉时，始有波捺，后人又叫“八分”。隶书的结构打破了六书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的效率，它的产生，标志着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西安碑林博物馆陈列的东汉《曹全碑》，可谓是隶书的代表，汉碑中的精品。
张迁碑
《张迁碑》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有碑阴题名，刻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无盐（山东省东平)境内，于明代出土。张迁碑现存于山东泰安岱庙。《张迁碑》和《曹全碑》都为汉末名碑。碑中字体大量渗入篆体结构，字型方正，用笔棱角分明，具有齐、直、方、平的特点。
碑文记载了张迁的政绩，是张迁故居韦荫等为表扬他而刻立的。碑高九尺五寸，宽三尺二寸，共16行，满行42字。碑阴三列，上二列十九行，下列三行。康有为《广义舟双楫》说：“《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此碑用笔以方为主，于方直中寓圆巧，笔画粗细相间，生动自然，朴厚劲秀。结构组合，端正中见揖让错综，灵活变化，殊多生趣，而又沉着方劲。碑阳之字朴雅秀隽，碑阴之字稍见纵肆，皆高洁明朗，尤为酣畅。明代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评张迁碑“书法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明王世贞评其书“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清万经评其书“余玩其字颇佳，惜摹手不工，全无笔法，阴尤不堪。”孙退谷评其书“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杨守敬《平碑记》“顾亭林（顾炎武）疑后人重刻，而此碑端整雅练，剥落之痕亦复天然，确是原石，顾氏善考索而不精鉴赏，故有此说。”又云“篆书体多长，此额独扁，亦一格也。碑阴尤明晰，而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
学汉隶者，都以此碑为最后范则。然而得其方秀者多，得其凝厚者寡盖其含蓄内蕴得之不易也。深望智者能得其兼。“东里润色”四字完好者为明代拓本。
：临沂书法城石刻书法刻字（118图）
：西泠印社-石刻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