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百年研究综述
陈灼，1950年生，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副研究馆员。
绪 言
大足石刻位于中国西南的重庆大足县境内，计有七十五处摩岩造像五万余躯。
大足石刻造像始于建县（公元758年）前的唐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历唐、五代，至两宋达到极盛，明清两代仅有少许造像，现有75处石刻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北山摩岩造像（含南山、石篆山）、宝顶山摩岩造像（含石门山）二区五处最为集中，规模最大，且多为唐宋石刻，是中国石窟建设史上最后的一座大型雕塑群；以其技艺之精美，内容之丰富，题材之多样，代表了中国晚期石窟艺术发展水平，故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12月1日，又由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足石刻具备宗教造像三种类型，一为佛教类型，二为道教类型，三为儒释道三教类型。
晚清以前，大足石刻基本不见有研究。千余年来，仅知见有大足石刻首录入宋《图经》，但其书今已不存。南宋王象之著《舆地纪胜》，记有大足的《韦君靖碑》、《吴季子墓碑》、《高祖大风歌碑》、《古文孝经碑》、《画维摩诘碑》，并记载了：宝峰山（按即今宝顶山）在大足县东三十里，有龛岩，道者赵智凤修行之所。其后明万历年间曹学佺所著《蜀中名胜记》记有大足石刻，但多录自《舆地纪胜》和旧《志》。
一、1818年――1955年
大足石刻之研究，可说自张澍开始。张澍号介侯，中国甘肃武威人，清乾嘉时代有名的学者，著有《养素堂文集》和《蜀典》，主编了《大足嘉庆志》。他于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秋任大足知县不过半年，多次登临南山、两次畅游宝顶，写下了《游佛湾记》、《前、后游宝顶记》等十篇文章以及诗文四十余首。张澍在文章中，就大足石刻的历史源流，碑记历史事件、人物等进行了考证，在诗文中保存了一些今人难得的史料。但张澍的研究主要还是凭着直观和学识，就事论事。其后，清道光年间，大足人李型典撰有游石篆山、石门山、妙高山等游记、其内容、价值不过张澍。张、李的诗文，都分别纂入了大足《嘉庆志》和《光绪志》。道光以后，《续金石苑》、《金石苑》、《语石》著录有大足石刻一些碑记。
大足石刻虽然图文并茂，且有文献可征,但交通闭塞,清末、民国又迭遭兵燹,至其长期沉睡青山翠岭不闻于世。直到1945年(民国34年)大足人陈习删主编的《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在重庆北碚付印时,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在县志卷一《山脉》中见记述摩岩石刻造像、碑碣、题记甚多,查诸史籍又不载,引起了重视；继与大足联系应邀组织有当代史学家马衡,顾颉刚,何遂,傅振伦等计十五人参加的考察团赴大足,先后留足八日，对北山,宝顶山等处石刻进行了科学考察。考察期间,分工严密,计有:鉴定年代和龛窟命名,编定窟号，丈量尺寸，登记碑像,搜集碑记文字材料和拍摄影片,照片,绘制部位图和摩绘像饰,椎拓图文和考论其价值。事后又各撰写文章,在国内各报刊上发表；并在重庆举办展览,发表演讲。这些内容,辑为《大足石刻图征初编》,作为《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的首卷。当时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杨家骆《大足石刻考察记略》(三篇)[1]；傅振伦《大足南北山石刻之体范》[2]；马衡《宋范祖禹书〈古文孝经〉校释》[3]；朱锦江《从中国造像史观研究大足石刻》[4](讲演稿)；吴显齐《介绍大足石刻及其文化评价》[5],《大足石刻印象记》[6]；陈习删《大足石刻概论》[7]。他们论断:大足石刻多为唐宋雕刻。“从中国雕刻历史之延续上观之,其价值堪称无匹”。在中国雕刻艺术上“盖能尽力吸收外来艺术之优点,复能依据固有精神,而形成更优越之新艺术”；“以为堪与云岗,龙门鼎足立,而为中国佛教石刻之三大区域”;“实与敦煌相伯仲”。在中国造像史上“可算是硕果仅存”。其后，非考察团成员王仲博发表了《大足石刻参礼》[8],李德芳发表了《记四川大足宝顶山唐宋石像》[9],王恩洋发表了《大足石刻之艺术与佛教》[10]等等,分别对大足石刻作了介绍,述评。本来1945年的考察研究工作,还拟深入拓展下去,考察团成员还拟定了如《大足石刻摩绘选辑》,《大足石刻目录》,《大足石刻碑记选录》等十多个研究题目，因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人员星散,研究计划停滞未完。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拨巨款建设石刻保护设施；任酷爱家乡石刻的陈习删为大足石刻保管所副主任。1953年大足县政府明文公布保护北山,宝顶等十多处石刻。其后，石刻保管所更名为大足县文物保管所，会同四川省文管会派员对全县文物进行调查,并对北山,宝顶山等13处石刻区造像进行登记、编号、椎拓碑刻和题记,为以后大足石刻研究铺奠了基础。1952年时,张圣奘发表了《大足安岳的石窟艺术》[11]指出:“宝顶山的造像,在大佛湾分十七段,(小佛湾一段),为宝顶造像的中心区域。此外,尚有小宝顶,龙头山,龙潭,毗卢寺等处,共构成大足宝顶石窟系统”。但张未明辩属什么系统。陈明达发表了《略述西南区的古建筑及其研究方向》[12],提出了独一无二的论断,说“宝顶寺,全部是明代的作品”。到1955年,已任省文史馆研究员的陈习删写成《大足石刻志略》[13],约十七万言,将大足石刻分系统进行了研究。全书分绪略,别略,论略三章、将大足石刻自宋以来之著录,专论加以排叙、指出:大足石刻自石刻考察团始分区,后经调查共为十八区。《志略》中惟取其中存像百尊以上者即北山、宝顶、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妙高山、半边庙(即舒成岩)七区，分二十七段,征之佛教典籍进行了考析,著录,并综合前代诸家之文,逐一辩证。最后在论略中对大足石刻的历史、宗教、艺术价值逐一论述；对镌造大足石刻的工匠进行了考证；对研究大足石刻之崇古、崇外及易被忽略之“雕刻绘画历史发展事件和唐宋给事蜀人最多最精事件”两件史实做了研讨。是第一部较为详细研究大足石刻内容的著作。从而,结束了自张澍以来大足石刻的前期研究。
大足石刻前期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大足石刻研究,进入了科考领域。如分区,鉴定年代,编号,绘图,摄影。第二,确定了大足石刻的地位,堪与云岗、龙门鼎足立。第三,大足石刻在国内报刊上首次出现,引起了学术界及有关部门的重视,打破了长期湮没无闻的局面。
大足石刻的前期研究,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前期研究还停留于介绍大足石刻内容和资料整理方面,从理论上探讨大足石刻的文章不多。
二、 1956年──1984年
从1956年起,大足石刻研究向多学科扩展并向纵深发展。
1961年国务院公布北山、宝顶山摩岩造像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了南山、石门山、多宝塔、石篆山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
年，国务院将南山、多宝塔、石篆山并入北山保护范围；石门山并入宝顶山保护范围）。大足县又陆续公布了石刻保护单位共计七十五处，并划有保护范围，定有专人管护，竖有保护标志，记有档案。陈习删《大足石刻志略》油印八十多册，分送省以上的文化、研究机关和一些有名的专家学者。这些有力的措施，大大促进了大足石刻的研究。
1956年底，中国美协组织了以大足石刻为重点的四川古代雕刻考察团，其成员温庭宽发表了《论大足宝顶石刻的一些特点》[14]、《大足佛教摩崖造像的艺术价值及其现况》[15]，指出：大足石刻成功地运用了精炼的雕刻艺术语言，产生了令人信服的艺术力量，富有人民性。孙善宽、林家长发表了《大足等地古代雕刻给我们的启发》[16]，提出了宋代雕刻在中国雕刻史上不是衰落而是有所创新、发展；大足石刻显示了强烈的人民性，对当代雕刻创作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此后，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文艺理论家王朝闻，石窟艺术家李巳生来足考察，或拍照片，或翻塑雕像，或发表文章。1962年初春，北大考古系教授阎文儒一行六人来县，历时月余，对南山、北山、宝顶山、石门山等处石刻进行登记、测量、拍照，并对石刻内容进行了辩识、考证，有些是1945年考察团未做到的。尤其是1962年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由四川美院雕塑系教授李巳生撰文的大八开《大足石刻》画册，为第一本最大较完整的大足石刻图集。
1956年中国美协古代雕刻考察团组织的专家来县考察，为建国后团体考察大足石刻之始。前苏联的克宁杜霍夫、日本的粟原益男、日野开三郎等发表有关大足石刻的文章，为建国后外国人研究大足石刻的开端。1956年至1984年底，据《大足石刻文献目录索引》，大足石刻之专著，图册达18种，书刊载文129篇，报纸载文99篇。1982年成立了大足石刻研究学会，收到论文20多篇。杨家骆指导陈清香著有《大足唐宋佛教崖雕研究》[17]一书，大足县文管所编印了多本《大足石刻》简介，大足石刻研究学会创办了《大足石刻研究通讯》，大足人还组办了《石刻之乡》，还在《大足县志通讯》上开辟了“石刻之页”专栏。1980年大足石刻试行开放到1984年正式开放，中外名人，游客络绎不绝，年达60余万人。瞩目、研究大足石刻的人日渐增多，且大足石刻研究学会的成立，为促进大足石刻研究的深入开展无疑将产生极大的作用。
从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内容来看，介绍性的文章和从艺术角度来研究大足石刻的文章仍占多数，但有的文章从多方面学科向纵深发展。
邓之金、陈明光《試述大足石刻的成因》[18]，从社会活动重心转移，蜀中无大战，统治者崇佛，密教兴起而论其促成之外因。刘长久《大足佛教石窟艺术审美片论》[19]、叶毓山《佛像人化》[20]，从审美的角度将大足石刻的“世俗化”、“人性化”、“民族化”研究向纵深发展，认为“其中蕴藏极为丰富的智慧和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民族精神”。李永翘、谢洪恩《从大足石窟看宗教艺术的二重性》[21]，以辩证对立统一的观点进行分析、研究。陈习删《宝顶雕像年代问题》[22]、东登（陈明光、邓之金）《再谈宝顶山摩崖造像的年代问题》[23]从实物方面一论再论宝顶石刻年代，认为全为南宋时赵智凤所创。胡昭曦《宝顶石刻浅论》[24]从历史的角度探讨赵智凤修建宝顶的年代，认为不全为其所造。而李正心《也谈宝顶山摩崖造像的年代问题》[25]另出“五证”认为创立于初唐。龙晦《大足佛教石刻〈父母恩重经变像〉跋》[26]与敦煌变文联系起来探究。王家祐《柳本尊与密教》[27]探讨密教传法系统与宝顶密宗造像之关系。澄静《宝顶石刻》[28]从宗教角度来说明其内容。胡文和《大足宝顶“九龙浴太子图”及其表现艺术》[29]深究了印度佛经中的“龙”在中国的变化。张划《大足历史若干问题探疑》（一）、（二）、（三）[30]，草莱（陈明光）《大足石刻拾遗》（之一）、（之二）[31]，洪惠镇《四川大足宝顶摩崖造像的若干问题》[32]分别探讨了大足石刻中历史、内容的若干问题。日本人日野开三郎《唐韦君靖碑中应管诸镇寨节级的一点考察》[33]、粟原益男《论唐末土豪的地方势力——四川韦君靖的情况》[34]及重庆市中区教师进修校刘蜀仪《韦君靖碑考析一、二》[35]、李正心《唐末永昌寨遗址考察记》[36]探讨了晚唐川东的地方社会状况。日本人石川一成《中国大足石窟的石佛群》[37]、《江南最大的石窟》[38]论述了宝顶石刻的“儒家化”。其他如专谈大足石刻之特点，专谈一龛一窟之艺术性，专谈石刻造像中的科学技术，专谈大足石刻的维修保护工程等等，都是多学科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标帜。至1985年4月，刘长久、李永翘、胡文和三同志编成《大足石刻研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载《大足石刻研究文选》；中篇载陈习删著，胡文和、刘长久校注《大足石刻志略校注》；下篇载《大足石刻总录》。将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辑录、校注、整理，并第一次搜录了大足石刻较全面的总录――可称为大足石刻的简明“户口本”，陈典赞其为“是这一时期的里程碑，也是促进研究大足石刻的动力，为今后研究大足石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1985年――2000年
1985年，大足石刻研究宣传开拓领域向纵深发展，高潮迭起。1985年4月，大足石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轰动京华”；年底在成都展出“满城争相话石刻”；其后，又在桂林、深圳、佛山、重庆相继展出，关心、瞩目大足石刻者越来越多。四川省文管会主任张秀熟倡议在成都召开了座谈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要用考古和综合学科手段进行研究；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建议要做好每龛的科学调查记录。同时，在1984年四川省文化厅同意新建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与大足县文管所合署办公的基础上，重庆市、大足县1990年6月又将其更名为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业务由重庆市文化局按市直属单位对待。1991年10月，四川省社科院又批准成立了省社科院大足石刻研究所与博物馆合署办公。至此，博物馆下设办公室、研究部、维修部、保管部、群工部以及宝顶、北山二个文物管理区。1995年，大足博物馆、大足石刻研究会相继出台了发表文章，评选优秀作品的奖励办法，从机构设置、奖励机制上为大足石刻的保护、研究、宣传全面发展准备了条件。
1986年4月、1992年9月、1995年9月、2000年11月，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二、三、四、五届年会在大足召开，共收到论文180多篇；学会会员由开始的50人发展到200多人，会员遍及全国的专家、学者。1985年至2000年，据不完全统计，各种著述，各种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学会收到的论文，共计有专著、图册、简介、音像品、报刊文章等各种文献计1650余篇目。其中：书刊载文560余篇，报纸载文、图1028篇幅，画册14种，研究论著8种，科普读物15种，录音、录像带、幻灯片、VCD光盘、电影片、音像品22种，名信片、导游图及其它类计4种。此外，收集保存大足石刻调查档案资料254篇，照片资料6672幅，拓片资料3042张，《申报大足石刻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调查资料16本，大足石刻维修工程总结报告27篇。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大部集中到1986年《四川文物·石刻研究专辑》，1992年《大足石刻研究文集》，1995年《大足石刻研究文选》，1996年《大足石刻研究文集》（2）卷和即将编发的《大足石刻研究文集》（3）（4）卷之中。
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二、三、四、五届学术讨论会认为，80年代，大足石刻研究开拓领域向纵深发展，百花齐放；大足人群起投身研究，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撰写论文。到2000年底，已发表和收到的论文涉及历史、佛教、道教、儒家及三教合一、考古、图像学、美学、建筑、乐器、文保技术、摄影、电视、宣传教育等等方面。运用洞窟考古以及哲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及美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对石刻艺术进行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特别是洞窟考古成果，为建立档案――“订好户口本”打下了基础。兹将这一时期的研究归纳分述如下：
（一）概论方面
1、
大足石刻概论。19世纪80年代，宏观论述大足石刻越来越深入。1986年，陈明光发表了《略论大足石刻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和作用》[39]，以为可补唐至宋末四百年石窟造像之阙遗；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是宋史研究的实物资料宝库。胡昭曦《大足石刻与宋史研究》[40]认为，为研究宋代理学发展提供了佐证。李正心《宋代大足石刻》[41]从思想信仰的角度研究，认为大足石刻是渗透着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艺术。李永翘《略论大足石刻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42]从大足石刻分析研究中探讨古人的思维，论证其对中国思想史的难能贡献。赵树同《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的雕刻艺术研究》[43]、郭相颖《大足石刻艺术》[44]则从大足石刻艺术角度研究，认为大足石刻继承了前人艺术精华，有创新，有发展，论证石窟艺术唐盛宋不衰，形成了艺术发展的高峰。其后，史苇湘发表《信仰与审美》[45]认为，大足石刻反映了民众信仰与审美价值观，反映了地方民众的思维感情。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识》[46]认为，四川特别是大足，是中国佛教史和造像史的重要发现。跨入90年代，大足石刻研究向着探讨诸教归流，世俗信仰深入发展。何代福《试论儒学对大足石刻的影响》[47]认为，大足石刻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佛教诸宗归流之历程，反映了佛教世俗化的历史风貌。黎方银《试论大足石窟的文化基础》[48]则致力探讨了宋代文化精神，人文性格，回归社会的宗教文化是现实人生，功用，务实，其基本动力是民间，民众是建造大足石刻的文化底蕴。赵锐涛《浅谈大足石刻艺术中展现的信仰习俗》[49]认为大足石刻中的信仰习俗极具功利性。郭相颖《从大足石刻看佛教中国化及民间信仰特点》[50]从哲理角度研究后指出，三教造像反映出民间“信神不信教”的特色。黄心川《“三教合一”在我国发展的过程、特点及其对我国文学艺术的影响》[51]研究了儒、释、道三教一致――三教独立――三教合一的发展轨迹及其对中国文学艺术包括大足石刻的影响。李巳生《大足石窟佛教造像》[52]从佛教艺术传媒到大足石刻内容、题材、艺术进行时空研究，认为大足石刻在中国南北汇流趋同与变异中达到了艺术之巅峰，进入华夏文化共同发展的新时期。
2、
宝顶石刻概论。90年代探讨宝顶石刻内涵的文章多了起来。1992年，郭相颖《刻在岩壁上的哲学伦理巨著》[53]从宝顶石刻内容研究反映佛教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和修持方法与儒家的伦理、理学的心性融合一体，论证宝顶山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基础理论教材。刘晓白《丰碑伟于奠基时》[54]认为宝顶石刻具有很强的摄服力，折服力，召唤力，感染力。胡昭曦《大足宝顶石刻与“孝”的教化》[55]探析了宋代佛儒道交融的影响以及认识“孝”的社会教化作用。谢生保《从睒子经变看佛教艺术中的孝道思想》[56]从孝道思想研究入手，认为“援儒入佛“，借此弘扬佛法，拯救宋代佛教的衰落，是赵智凤建造宝顶石窟的目的。到2000年时，陈明光《大足宝顶山石窟造像对中国石窟艺术创新与发展的贡献》[57]，认为宝顶石刻是佛教艺术化、中国化、世俗化、生活化的典范，首次提出了“柳、赵二人居佛位，是佛教转向人间宗教的象征。”
（二）石窟考古调查方面
1986年，阎文儒《大足龙岗山石窟》[58]对其从时代进行了简要分期。1988年，黎方银、王熙祥《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的分期》[59]采用考古排年法对北山石窟分晚唐、五代、两宋进行了分期排列。陈明光、黎方银、邓之金1988年起分别发表了《大足尖山子初唐石窟及其它》[60]，《大足县大钟寺宋代圆雕石刻遗址调查》[61]，《新发现宋刻灵岩寺摩岩造像及其年代考释》[62]，《新发现宋代石刻十一处》[63]，采用实录规范的记录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其后，石窟调查研究更深入地发展。大足博物馆组织力量，搭架攀岩，1994年调查发表了《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祖师法身塔勘查报告》[64]，《大足尖山子、圣水寺摩崖造像调查简报》[65]，《大足宝顶山小佛湾“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66]，《大足宝顶大佛湾“牧牛图”调查报告》[67]。均采用科考之手段，对石刻龛窟之形制，内容，进行照相、测绘、拓片，作了详尽的调查记录，并就其价值、时代特征作了研究，为建立科学的龛窟“户口本”趟出了路口。科考文献的发表，又引起了方广锠据以“扦格之处，豁然贯通”进行《四川大足宝顶山小佛湾大藏塔考》[68]认为其塔目据自《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复原拟目）；宋朗秋见解亦相同。接着，石窟调查持续不断。陈明光发表了《四川摩崖造像柳本尊化道“十炼图”由来及年代探索》
[69]，陈明光、邓之金发表了《四川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地藏十王·地狱变”铭文勘查报告》[70]和《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地藏与十佛、十王、地狱变龛勘查报告》[71]。另外，从考古调查入手的还有刘蜀仪、陈明光、梁洪、张划考察北山“永昌寨”，认为唐末“永昌寨”是城寨合一，军政一体，兵民结合的寨堡。胡良学、蒋德才、聂盛隆、陈静、童登金分别对大足石刻72处的地藏造像75龛87尊；57处观音造像28种358尊；3处药师经变相11龛；对石篆山、妙高山造像以及北山转轮经藏窟，宝顶六趣唯心图、西方净土变、圆觉道场进行了调查记录研究。
（三）大足石刻名称、年代、成因、教派方面
关于大足石刻一名，1992年学术讨论会时已为大多数人公认，但有的出版物或文章仍称大足石窟。陈明光《大足石刻兴衰史略》[72]历数从1945年杨家骆等《考察团》始定名大足石刻――后收入《宗教词典》、《佛光大辞典》称大足石窟――1999年申报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功，定名：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有纪年最早者为建县前尖山子唐永徽题年（公元650—655年）；北山石刻开创题年为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唯宝顶石刻无题年，杨家骆及考察团，陈习删、阎文儒、李巳生、胡昭曦、释性贤、陈明光、邓之金、张划、李正心、钟德望、陈灼等延续半个多世纪的讨论，现大多数认为是南宋时期的作品，是赵智凤营建的。
继陈明光、邓之金发表大足石刻的成因（外因）之后，张划《宋代大足石刻崛起内因探讨》[73]又从大足自唐中期以后“三百年安堵；四百年州治；场镇兴盛，土地集中；富家云集，竟相造像；一代教主赵智凤营建宝顶道场”等地理、政治、经济、社会、人物因素进行了探索，指出唯具上列五方面因素者只有大足，是大足石刻崛起的内在原因。
阎文儒《大足宝顶石窟》[74]、《大足龙岗山石窟》[75]引经据典考证了北山、宝顶造像内容，认为是以密宗造像为主。胡良学《试论四川密教造像的成因》[76]统计大足有9处密教造像，探讨了密教在四川兴起的成因、传播。通过对大足、安岳柳本尊化道“十炼图”造像、题刻和《唐柳本尊传》碑的比较研究，陈明光发表《四川摩崖造像“唐瑜珈部主总持王”柳本尊化道“十炼图”调查报告及探疑》[77]（与胡良学合著）认为，是柳本尊创立的四川密宗教派，南宋赵智凤将其宏扬光大。而在密教传播方面，王海涛《大足石刻密教造像源流述略》[78]则以密教、道教、云南巫教相适为条件，以云南大足造像相同以及其造像越往西越早为证据认为，四川大足密教之源在云南。石建邦《试述古代四川地区在早期佛教输入过程中的地位》[79]探讨了佛教南传路线，四川担当着主要的媒介与决定性作用，而形式上则是以低规格的无意识传播的。
宋朗秋、陈明光《试论宝顶山石窟造像的特点》[80]提出宝顶石窟是密教徒设造的曼陀罗。郭相颖《略谈宝顶山摩岩造像是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81]《再谈宝顶山摩岩造像是密宗道场及研究断想》[82]从佛教理义一论再论宝顶造像选材布局大类五组与密宗金刚界五部内容相合，论断其是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李巳生《大足石窟佛教造像》[83]考论，张划《全面观照
综合考察——宝顶石刻年代和题材问题的再探讨》[84]从综合考察入手，陈明光《大足宝顶山石窟造像年代布局及内容》[85]从宝顶具有佛教教相、事相二门曼陀罗论证均认为宝顶属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释惟贤认为是显密圆融。胡昭曦认为是以密宗为主，但也是密宗与禅宗相结合的佛教道场。李哲良《我观大足石刻》[86]则认为大足石刻是以禅为特质的多元化的传统文化的历史画卷。吕建福《中国密教史》[87]认为，宋代四川大足赵智凤所造金刚界曼陀罗及其诸尊造像极不规范，说明其未得密法传授，只是出于一种承续密法的心愿和志向。邓之金考论，传法川西的柳本尊和建宝顶密宗道场的赵智凤分别为密宗的第六祖、第七祖。刘长久《大足石刻研究综论》[88]则通排了各家论点之后进行了研究，认为各种说法皆有不妥之处，期于通过讨论将研究引向深入。而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识》[89]认为，赵智凤作为一个虔诚的密教徒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改革者，大胆改革瑜珈旧规，终使宝顶山成为南宋的密教中心；宝顶山如果仅为单一的纯正密教造像，则赵智凤其人不可传世，宝顶也不会盛传中外。
（四）从碑题、比较、图像研究方面
从碑题、图像研究解决龛窟内容等成绩不断扩大。龙晦《大足石刻韵文与四川方音》[90]从“道摄”、“止摄”等十六个方面探索了四川方音的变化规律。陈世松《试论大足南山淳佑十年碑的价值》[91]认为可证史，补史、断限。刘豫川《‘韦君靖碑’考辨》[92]对碑文涉及的唐末川中若干史实以及韦君靖事迹进行了详细考辨。陈明光《唐‘韦君靖碑’校补》[93]钩沉了可补《新、旧唐书》缺页的史碑。胡道修《从〈韦君靖碑〉将校题名看唐末巴渝地区州县的镇寨军队的家族化和韦君靖的主要主要控制地区》[94]研究了“韦君靖碑”中的节级将校，指出，唐末地方州县已为拥乡兵的豪强割镇寨而立，韦君靖控制的区域极其有限。
陈明光、邓之金，王熙祥、黎方银、洪惠镇均从比较研究角度对安岳、大足的柳本尊造像进行研究，认为两地造像互有联系，互有影响。唐成义、仇祖均《安岳石刻五代造像考》[95]考察了安岳五代石刻后认为，其为大足宋代石刻的繁荣作了酝酿和过渡。日本人武者小路
穰（黎方银译）《大足石刻四题》[96]比较了大足石刻与日本佛像之风格、内容，认为大足造像栩栩如生，而日本的称为“宋朝样”的作品，单就本质而言，同中国宋代作品近乎无缘。刘晓白《大足飞天试析》[97]、卢秀文《大足石刻背光与莫高窟背光之比较》[98]分别比较了敦煌、大足两地飞天、造像背光，认为大足石刻在借鉴敦煌造型的基础上有继承关系。董广强《宋代大足石刻与麦积山石窟发展比较》[99]认为麦积山与大足石刻同时代造像，环境、经济、文化背景不同时差异明显，相同时差异较小。项一峰《试论天水与四川佛教石窟》[100]则从天水麦积山地理位处南北佛传交叉线上及原属四川探论，认为实物可考四川包括大足受天水地区造像的影响很大，而且早于四川造像的中国化、民俗化、世俗化。
陈明光《大足石篆山石窟“鲁班龛”当为“志公和尚”龛》[101]、顾森《大足石篆山“志公和尚”辨正及其他》[102]均辩识石篆山鲁班龛当为志公和尚龛。陈灼《识孔雀明王龛“巨手”
》[103]考识宝顶孔雀明王龛巨手出自佛典“一手遮天”的故事；其《大足宝顶石刻“地狱变相·十佛”考识》[104]
又辨识宝顶“地狱变相”中十佛是十斋日佛。胡文和《大足宝顶〈父母恩重经变相〉研究》[105]认为“宝顶父母恩重经变相”出自唐代寺院壁画，其名可称《十恩德赞图》；而马世长《〈父母恩重经〉写本与印本》[106]则全面考察了《父母恩重经》后认为应定名为《报父母恩重经变相》。肖玲《浅析宝顶山石刻1号“护法神”像中的鬼神由来》[107]考证宝顶九魔护法佛据自《大集经》；其《关于宝顶山千手观音的第三只眼》[108]又辩认宝顶千手观音第三只眼不是慧眼是法眼。李正心《宝顶小佛湾造像考释》[109]研究宝顶小佛湾千佛是密教道场中“展示四面八方集会曼陀罗的情景”。郭相颖《大足宝顶小佛湾经目塔〈祖师颂〉解》[110]考证小佛湾祖师颂“一二三三，四五六六”为佛教了悟百六十心相，修持五位百法等心法。陈明光《大足“懿简公神道碑”考略》[111]考证北山《赵懿简公神道碑》上石为南宋孝宗之世；而虞云国《大足〈赵懿简公神道碑〉考》[112]研究其上石为北宋蔡京任成都府尹之时。龙晦《大足佛教石刻〈牧牛图颂〉跋》[113]认为宝顶牧牛图受禅宗杨岐派影响；而胡良学《也谈“牧牛道场”的宗派问题》[114]认为牧牛图属禅宗神秀一系朴素禅风的图像化。周艺《圆觉洞中的认识论初探》[115]考察宝顶圆觉洞中有半个佛学。刘贤高《宝顶大佛湾第15号龛镌“慈觉”考略》[116]从文献考论宝顶父母恩重经变榜题慈觉宗赜是长芦宗赜，榜题“颂曰”可能出自宗赜的“劝孝文”。邓之金《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石窟调查——兼述小佛湾属宋世原貌造像》[117]通过对宝顶小佛湾内容和历次维修全面调查考论，判断小佛湾保持了宋世原貌，张澍谓之“盈万”有恒河沙数之嫌。黎方银《大足宋代石窟中的水陆遗迹》[118]认为大足石刻中的水陆遗迹是世俗化的产物。界平《试析大足宝顶山养鸡女图的内含及意义》[119]研究了宝顶地狱变教义，指出，养鸡女是遵循教义教规而刻，非为工匠生同情之作。张划《宋代大足石刻镌匠留名浅说》[120]提出了宝顶未完工之雕像有别于“战乱说”、“佛僧有意说”的“单镌习俗说”。李小强《简述唐宋时期地藏与净土之关系》[121]认为大足石刻中地藏与净土信仰起源于唐初净土思想与三阶教之争。
（五）道教研究方面
王家祐、丁祖春《四川道教摩岩石刻造像》[122]介绍之后认为，四川造像上溯源商周，大足的道教造像，是全真教创立“三教平等会”（1169年）以后的神系信仰。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识》[123]认为，四川道教和三教造像较之北方造像早出好几个世纪；宋代时道教在四川形成了以三清四御为主的完备神系。李远国《大足石刻道教造像渊源初探》[124]也认为大足石刻完整地展现南宋时道教已确立了三清和玉皇、紫微、勾陈、后土四御为主的道教神系；其后，《四川大足道教石刻概述》[125]又从研究大足石门山三皇洞是以“北帝四圣”为主，据经辩认其窟三皇是紫微、玉皇、后土而判为北帝神系。胡文和，刘长久《大足石窟中的宋代道教造像》[126]，邓之金《大足石刻中的道教造像》[127]对大足道教造像作了详细介绍并略述了其历史价值。其后，胡文和《大足南山三清洞和石门山三皇洞再识》[128]认为，南山三清洞之四御是玉皇、紫微、长生、青华大帝；而石门山三皇洞之三皇是“中三皇”，即天皇（天宝君），地皇（灵宝君），人皇（神宝君），认为三皇洞可称为宋代道教造像之绝巅。
（六）古建筑、美学、器乐研究方面
林向，王庆煜，李显文探讨了大足石刻中塔及古建筑的发展。林向《大足宝顶的佛塔造像浅释》[129]认为“大足有‘九顶塔’的存在，有待博学者进一步考证”。李显文《大足北山佛湾摩崖造像第245号龛中反映的唐代建筑及结构》[130]则详细研究了大足北山第245号龛中的唐代建筑，认为唐代时建筑与装饰进一步融化提高，创造出了统一和谐的风格。治贵《大足石刻审美断想》[131]：大足石刻完成了石刻造像的世俗化与人间化，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审美理想的境界，走完了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最后一程，是美学思想的突破。刘忠贵《大足石窟中所见的伎乐》[132]研究了石刻中的“天宫伎乐”并探索了其源流。秦方瑜《北山石刻乐器考略》[133]考研了北山245号窟之器乐，认为其接近唐代表现力极强的燕乐。20世纪90年代以后，刘光霞《大足宝顶山小佛湾千佛壁乐器小考》[134]对佛所持乐器进行了初探。王建林《箜篌源流与构造研究》[135]研究了箜篌的构造，源流以及自西向东发展、变化共计有11式，认为：大足石刻中的箜篌是西域式。
（七）文物保护研究方面
20世纪80年代，重庆建筑大学与大足博物馆联合利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承担对大足石刻保护的课题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研成果一等奖。汪东云、张赞勋、谢本立发表了《宝顶山卧佛风化破坏原因》[136]，汪东云、付林森、姚金石、谢本立、燕学锋发表了《宝顶山石窟区石刻保护水体质量评价》[137]。张赞勋、谢本立发表了《北山石窟风化产物可溶盐形成的水文地球化学机理》[138]。蒋思维、谢本立发表了《大足北山石窟的水害和治理》[139]。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家对大足石刻的保护加大了人力、技术、资金的投入，文保技术采用多学科成果运用在保护石刻上成绩卓著。1986年，曾中懋发表了《化学材料在大足石刻维修保护中的选择和应用》[140]。黄克忠《大足石刻加固工作中的检测工作》[141]总结了采用物探法探测石窟内渗水途径；用声波仪对窟内化学灌浆效果进行检测；用点荷载法对表面岩石进行强度测试及风化分类等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大足石刻并效果较好。贾瑞广发表了《北山石窟治水工程技术总结报告》[142]，《大足宝顶山“截膝地狱”和北山136号窟维修加固工程技术总结报告》[143]。邓之金发表了《大足石刻维修工程四十年回顾》[144]。蒋思维、席周宽、陈卉丽、谢本立分别联名发表了《大足石刻气象环境特征》[145]、《宝顶石窟软弱夹层造像初探》[146]、《宝顶石窟排水系统与水害治理》[147]，分析研究了危害大足石刻的因素及治理方法。
（八）宣传教育研究方面
近些年来，从宣传、教育方面研究发展迅速。童登金从宣传角度对发挥大足石刻的教育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潜力巨大。进而又发表了《试论宝顶石窟在当代文明建设中的启迪作用》[148]认为，宝顶石刻中表现的坚韧精神，宽博胸怀以及惩恶扬善，尊老爱幼之风尚启迪我们去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在当代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刘晓白《大足石刻的教育价值》[149]探讨了大足石刻中之美育、德育、智育功能，认为可拿来为今之德育所用。王洪平《浅谈大足石刻的导游讲解宣传》[150]从工作体会中认为要加强讲解者自身修养，服务要投入，积极负责才能收到好效果。徐国才从加强广告宣传角度研讨认为要多方面进行宣传；其《大足石刻导游之我见》[151]又对讲解应具备的广泛知识和综合素质进行了研究。张腾才《大足石刻宣传与旅游发展的关系》[152]探论了发挥大足石刻教育基地功能与旅游发展的依促关系。谢小鹏《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和将起到作用的展望》[153]则从分析20年来大足石刻地位的提高和旅游的发展入手探论，认为大足石刻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这一时期的文章，还有注解考论碑文、异体字、专谈一龛一窟之特点、艺术性；专论军事、专论墓葬、专论人物、专谈雕刻技法的等等。
1985――2000年的大足石刻研究，成果颇丰。正如成功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样，大足石刻的地位、价值、意义向世人亮了出来。这一时期的研究有如下几点成果和意义。
1、大足石刻艺术价值之高，风格和题材之多样化，代表了中国石窟艺术的巅峰。大足石刻佛儒道的三教合一，首次形成了影响较大的三教和睦相处的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宗教信仰兼收并蓄，在大足石刻这一特殊的艺术遗产中得到了具体而形象的表现。从而作为中国晚期石窟的代表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采用科学的考古方法研究大足石刻已经获得成功的经验。如：《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祖师法身经目塔勘查报告》、《大足尖山子、圣水寺摩岩造像调查报告》、《大足宝顶山小佛湾“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图”碑》是其代表。
3、大足石刻研究开拓领域多学科纵深发展，成绩明显。前述概论，考古等八个方面已述及。这一时期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为继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定将在继续发掘东方文化精髓，促进世界文化建设方面产生重要作用。
4、研究大足石刻的人越来越多，国内许多著名专家学者以至外国学者也加入进来，无疑将促进大足石刻研究的迅速发展，为召开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打下了基础。
5、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1986年《四川文物·石刻研究专辑》，1995年出版的大足石刻第三届年会《大足石刻文选》，1992年、1996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大足石刻研究文集》（1）、（2），1999年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画册《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共四卷以及胡昭曦先生评为全面发掘，实地收录，既有整理，又有研究的一部开掘丰富文化底蕴的力作《大足石刻铭文录》的出版以及即将编发的《大足石刻研究文集》（3）（4）是其标志。
6、促进了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大足石刻“十五”科研规划》的制定。《规划》制定了主要任务及研究5大类37个课题，计划联合社会科研机构人员，调动馆内科研人员积极性努力实施。《规划》的出台实施，标志着对前阶段研究工作的总结，今后研究的任务和方向。大足石刻研究已踏上科学、系统的大道，前途无量。
说明：本文原载《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9—2000》，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收载入《大足石刻研究文集》（3），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1版。原文无注释，此次提交时正文作了部分文章篇名补充，新加了注释。注释〔1〕〔2〕〔3〕〔4〕〔5〕〔10〕〔11〕
〔14〕〔15〕〔16〕〔18〕〔22〕〔23〕〔24〕〔25〕〔26〕〔27〕〔29〕文章
收载入《大足石刻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注释[37] [38] [39] [41] [44] 〔59〕
[60] [61] [62] [63] [73] [81] [97] [101] [111]
〔127〕文章收载入《大足石刻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注释〔42〕〔45〕〔46〕〔48〕〔55〕〔64〕〔65〕〔66〕〔67〕〔68〕[69
]〔78〕〔82〕〔89〕〔92〕〔96〕〔102〕〔105〕〔112〕〔113〕〔114〕〔123〕〔125〕〔126〕〔128〕〔133〕〔139〔144〕文章收载入《大足石刻研究文集》（2），重庆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而下列注释系文章原载书刊。
注释：
〔1〕三篇为《大足龙岗区石刻记略》、《大足宝顶区石刻记略》、《大足龙岗宝顶以外各区石刻记略》。原分别载《中央日报·文物周刊》第20期（1947年2月2日）、第21期（1947年2月9日）、第22期（1947年2月16日）。
〔2〕[4]原载《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首附载《大足石刻图征初编》，1945年。
〔3〕原编者案此文原名《古文孝经考释》，原载陈习删《大足石刻志略》，后转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二十册上册。（1948年）始改今名。（载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卷六《石经》，中华书局1977年10月第1版第251—259页。）
〔5〕原载《新中华》复刊，3卷7期[罗斯福纪念号]，1945年7月。
〔6〕和平日报1947年1月20、21日。
〔7〕《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首附载《大足石刻图征初编》1946年。
〔8〕《旅行杂志》1946年第20卷第7期。
〔9〕《南方杂志》1946年第1卷第1期。
〔10〕原载《文教丛刊》1947年第7期。
〔11〕原载《西南文艺》1952年第19期。
〔12〕《文物保管手册》第二辑。
[13] 《大足石刻研究》（中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
〔14〕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15〕原载《现代佛学》1957年第9期。
〔16〕原载《美术》1957年第7期。
〔17〕私立中国文化学院艺术研究所1970年版。
〔18〕原载《大足石刻研究通讯》1983年1期。
[19] [21] 《大足石刻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
〔20〕《四川日报》1985年11月16日。
〔22〕原载《文物参考资料》1965年第5期。
〔23〕原载《文物》1983年第5期。
〔24〕[27]原载《乐山市志资料》1983年第3期。
〔25〕原载《文物》1981年第8期。
〔26〕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28〕重庆市佛教协会（佛教内部资料）。
〔29〕该文原系两篇文章，题目为《大足宝顶九龙浴太子图浅析》、《大足宝顶九龙浴太子图的表现艺术》，原分载《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1期、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大众美学》第2辑。
〔30〕分别载《大足县志通讯》1984年（创刊号），1985年第1期，1985年第2期。
〔31〕分别载《大足县志通讯》1985年1期，第2期。
〔32〕《美术史论》1985年第1期。
〔33〕《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1962年2月。
〔34〕[日]《历史学研究》1960年7月第243号。
〔35〕《大足县志通讯》1985第2期、第3期。
[36] 《大足县志通讯》1985第3期
〔37〕原载[日]《读卖新闻》1980年6月14日；
[38]原载[日]《朋友》1981年第3期。
〔39〕原载《社会科学研究》四川省社科院1986年第4期。
〔40〕〔43〕〔58〕〔74〕〔75〕[80] 〔90〕〔91〕〔122〕 [124]〔129〕〔130〕 [131]
[132]〔140〕《四川文物》1986年石刻研究专辑。
〔41〕原载《美术》1982年第4期。
〔42〕原载《大足石刻研究通讯》1986年总第3期。
〔44〕原载《中国大足石刻》画册，1991年香港万里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
〔45〕原载《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
〔46〕原载《文物》1988年第8期。
〔47〕〔53〕〔54〕〔76〕〔79〕〔103〕〔107〕〔120〕《大足石刻文选》，1995年3月，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省社科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编。
〔48〕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
〔49〕〔50〕〔51〕〔52〕〔56〕〔57〕〔71〕〔72〕〔83〕〔84〕〔85〕〔88〕〔94〕〔98〕〔99〕〔100〕〔108〕〔110〕〔115〕〔116〕〔117〕〔118〕[119]
[121]〔145〕〔146〕〔147〕〔148〕〔151〕〔152〕〔153〕《大足石刻研究文集》（3），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1版。
〔55〕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3期。
〔59〕原载《文物》1988年第8期。
〔60〕原载《四川文物》1988第4期。
〔61〕原载《四川文物》1989年第5期。
[62 ]
原载《大足县志通讯》1985年第2期。原载用草莱笔名以《石刻之乡又添一处宋刻佳作——灵岩寺》、和在《大足石刻拾遗（之二）》目下作“灵岩寺石刻年代考释”发表，本文系作者将两文合为一体，更为今名。
〔63〕原载《大足县志通讯》1985年第2期。
〔64〕〔65〕〔66〕原载《文物》1994年第2期。
〔67〕原载《四川文物》1994年第4期。
〔68〕原载《佛学研究》第2期。
〔69〕原载《四川文物》1996年第1期。
〔70〕[95]〔149〕〔150〕大足石刻研究会1995年第四届年会论文。
〔73〕 原载《四川文物》1991年第2期。
〔77〕《佛学研究》第4期1995年。
〔78〕原载《大足石刻研究通讯》1986年总第3期。
〔81〕原先后载1986年《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四川文物·石刻研究专辑》，刊载时均删去三分之一左右。《文集》中收载是全文。
〔82〕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刊载时删去三分之一左右。《文集》中收载是全文。
〔86〕《重庆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8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89〕〔123〕原载《文物》1988年第8期。
〔92〕原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93] [141] [142] [143]《大足石刻研究文集》（2），重庆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96〕原载《宫川寅雄著作目录》，昭和六十年中央公论事业出版。
〔97〕原载《敦煌研究》1988年4期。
[101] 原载《文物》1987年第2期。
〔102〕原载《美术史论》1987年第1期。
〔104〕《佛学研究》第6期，1997年。
[105]原载《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106〕大足石刻研究会2000年11月第五届学会论文。
〔109〕《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4期。
〔111〕原载《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112〕原载《宋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
〔113〕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4期。
[114]原载《四川文物》1994年第6期。
〔125〕原载《东洋文化》1990年第70号。
〔126〕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3期。
〔127〕〔128〕原载《四川文物》1990年第4期。
〔133〕原载《大足石刻研究通讯》1986年总第3期。
〔134〕《四川文物》1997年第2期。
〔135〕大足石刻研究会2000年11月第五届年会论文。
〔136〕《四川建筑》1994年第2期。
〔137〕《工程勘察》1994年第6期。
〔138〕《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
〔139原载《工程勘察》1995年第6期。
〔144〕原载《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
陈灼，1950年生，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副研究馆员。
：西泠印社-石刻刻字
：蓬莱阁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