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碑刻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武威，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丝路重镇，是民族融汇之地，文明储聚之所，被称为“天马之乡，五凉古都，西夏辅郡，佛教圣地”。武威名胜古迹众多，文化遗产丰富，悠久的历史，也孕育了灿烂的碑刻文化。武威碑刻众多，是西北保存碑刻最多的地区之一，被称为“碑刻之城”。武威碑刻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功德碑刻、祠庙碑刻、墓志碑刻、其他碑刻与亡佚碑刻等五种。
一、功德碑刻
功德碑刻，顾名思义，就是记功载德或颂扬政绩的碑刻。武威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功德碑是东汉初年的《窦公台碑》，可惜其已亡佚，现存最早的当属刻于魏晋之际的《贾思伯碑》，刻于北魏519年。其他功德碑主要有：《南安公张琮碑》，立于唐贞观年间；《杨炎云麾将军郭公神道碑》立于唐天宝年间；《大唐赐扬州大都督段府君行琛神道碑铭》，立于唐大历年间；《德宗赐太尉段秀实记功碑》与《上柱国义阳郡王李公德政碑铭并序》，立于唐贞元年间；《张均邠王府长史阴府君碑》，立于唐代；《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刻于元天历二年；《孙都思氏世勋碑》，立于元至顺二年；《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铭》，立于至正二十二年；《杨荣凉州卫修文庙暨儒学记》，立于明正统四年；《汉藏合计碑》，立于明正统十二年；《明故恭顺伯吴公神道碑》，立于明正统十三年；《重修凉州卫儒学记》碑，立于明成化六年；《祁公永思碑记》，立于万历四十一年；《花寨子大明碑》，刻于明代，现存碑首蟠螭二尊；《副总戎刘友元平逆回碑》，清初立；《凉庄道宪武廷适创建书院碑》，清康熙四十三年立；《学校设立乡会路费垂远戴德碑记》，康熙五十一年立；《湾泉湖水租增入书院碑》，乾隆三年立；《乾隆二十五年碑记》，刻于乾隆二十五年；《杨老太翁德寿神道碑》，刻于乾隆三十年；《大清张公碑记》，刻于乾隆四十二年；《敕封武县将军韩自昌神道碑》，立于嘉庆七年；《陕西同州府蒲城县众姓捐资题名碑记》，刻于嘉庆二十一年；《清武徵君李孝廉传》，刻于清道光甲午年；《马胜龙等十二人记功碑》，刻于清同治年间；《尹夫人台碑》，清末李于楷写，因故未刻；《武威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立于清光绪四年；《捐资养羊济贫碑记》，刻于清末；《武威绅民碑》，刻于清末。
二、祠庙碑刻
祠庙碑刻，主要记载寺庙庵观的修建、重修、增修等过程。武威城乡历史上寺庙庵观众多，留下了大量碑刻，这对研究武威祠庙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这些碑刻主要有：《唐罗什地址石碣》，刻于唐代；《唐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刻于唐景云二年；《唐凉州御山瑞象因缘记》，刻于唐天宝元年;《西夏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碑），刻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元敏公禅师碑》，正文刻于元至元二十三年；《明重修凉州百塔志》，刻于明宣德五年；《明建塔记》，刻于明宣德六年；《明重修文庙儒学记》，刻于明正统四年；《重修福寿寺碑记》，立于明正统七年；《汉藏合记碑》，立于明正统十二年；《重修凉州广善寺碑铭》，立于明正统十三年；《明重修凉州卫儒学记》，刻于明成化六年；《明凉州卫忠节祠记》，刻于明嘉靖十四年；《敕赐清应禅寺碑记》，刻于明万历十六年；《增修大云寺碑记》，刻于明天启二年，重刻于1993年；《修建三皇庙记》，立于明崇祯四年；《明陈立三皇庙房课祭典以垂永久碑》，刻于明代；《改建东岳台增创庙貌记》，立于康熙四年；《清敕建重修古刹安国寺功德题名碑》，刻于清康熙六年；《孙思克重修清应寺塔记》，立于清康熙十一年；《罗什寺碑》刻于康熙年间；《清重修白塔碑记》，刻于清康熙二十一年；《重修白塔碑记》，刻于康熙四十一年；《重修文庙碑记》，清康熙四十三年立；《重修李氏家庙荫善庵碑记》，立于康熙四十七年；《重修高沟堡庙碑》，立于康熙四十八年；《李如荫重修清应寺塔顶碑记》，立于康熙五十年；《海藏寺藏经阁记》，刻于乾隆元年十月；《清雷台观碑记》，刻于乾隆三年；《清重修文庙祭田碑》，刻于乾隆十六年；《清万绿重新碑》，刻于清乾隆二十五年；《清重修安国寺碑》，刻于清乾隆三十七年；《清重修文庙碑》，刻于乾隆三十七年；《武庙重修碑记》，刻于乾隆年间；《清海藏寺修葺碑》，刻于乾隆五十四年；《清重修罗什寺碑文》，碑一面为“重修罗什寺碑文”，刻于清嘉庆九年，另一面为“重修罗什寺宝塔碑记”，刻于清顺治十一年；《凉州府圣庙碑铭》，刻于道光六年；《重建昭忠祠碑铭并记》，刻于道光二十三年；《莲花山文昌阁重修碑记》，刻于道光二十五年；《重修武威文庙碑记》，刻于民国二十八年；《民国重修文庙创建庙产碑记》，刻于民国三十八年。
三、墓志碑刻
墓志是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武威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历代留下了为数较多的墓志，主要有：《前秦梁舒墓表》，刻于前秦建元十二年；《隋成府君墓志》，刻于大隋仁寿元年；《姚恭公墓志铭并序》，刻于隋大业七年；《隋刘和墓志》，刻于隋安乐元年；《唐毛祐墓志》，刻于唐贞观四年；《隋燕山府鹰击郎将曹庆珍墓志》，刻于唐贞观五年；《唐晁大明墓志》，刻于唐贞观十七年；《唐康阿达墓志》，立于唐初；《郭长生墓志》，刻于唐永徽二年；《刘府君墓志铭》，刻于永徽三年；《唐故明威府队正纥单府君墓志铭》，刻于垂拱元年；《唐青海王慕容忠墓志》，刻于唐圣历二年；《唐弘化公主墓志》，刻于唐圣历二年；《唐慕容宣昌墓志》，刻于唐神龙二年；《唐慕容神威迁奉墓志》，刻于唐景龙三年；《唐李氏墓志》，刻于唐开元六年；《唐金城县主墓志》，碑存南京，刻于唐开元七年；《唐翟舍集墓志》，刻于唐开元十四年；《唐武氏墓志》，刻于唐开元二十四年；《唐慕容明墓志》，刻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唐慕容曦光墓志》，刻于唐开元二十六年；《故昭勇将军苏公圹志》，立于明景泰六年；《明故骠骑将军徐公圹志》，刻于明正德三年；《张忠刚公墓志铭》，立于嘉靖二十九年；《洪崖李公墓表》，刻于嘉靖三十二年；《杨公墓志》，刻于明崇祯十六年；《皇清诰封一品李母雷太夫人墓志》，刻于清康熙六十一年；《严氏墓志铭》，刻于乾隆十六年；《张公墓志铭》，刻于清雍正五年；《清武禹亭碑记》，刻于清道光九年；《清敕封儒林郎晋封武翼都尉陈君贡禹墓表》，刻于清道光十二年；《清张北衡墓表》，刻于清道光二十九年；《范公祠记》，刻于咸丰元年；《清安济贫墓碑》，碑存武威松树乡天主堂，刻于清光绪二十二年；《民国伊斯铎保禄之墓碑》，碑存松树乡天主堂，刻于民国二十七年；《民国凉州公教信友迁葬麦神父并兴修公坟碑》，刻于民国三十年。
四、其他碑刻
此外，武威还留下了大量记载水利、田产等事务的碑刻，从侧面反映了武威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些碑刻主要有：《清凉州卫高头坝与永昌卫乌牛坝之争水利碑》，刻于康熙三十九年；《清圣祖御制训饬士子文》，刻于康熙四十一年；《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用水执照水利碑》，刻于康熙四十九年；《祭田碑记》，刻于康熙五十九年；《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用水执照水利碑》，刻于雍正十二年；《判发武威县高头坝与永昌县乌牛坝用水执照水利勒石碑》，刻于乾隆九年；《敦节俭条约》碑，清欧阳永裿撰写；《城隍庙甬道学产执照碑记》，刻于乾隆十五年；《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用水执照水利碑》，刻于乾隆十六年；《重修文庙祭田碑记》，刻于乾隆十六年；《文昌宫敬惜字纸会碑记》，刻于乾隆十八年；《清泮池水利碑》，刻于嘉庆五年；《武威兴文社当商营运生息碑记》，刻于嘉庆二十五年；《苍夫子神座祭田记》，刻于道光十三年；《严禁裁卖田产记》，刻于同治三年；《判发永昌乌牛坝与镇番蔡旗用水执照水利碑》，立于同治十三年；《怀六坝磨湾泉源水利碑记》，立于光绪元年；《豁免採買六渠麦草以除民累勒石永禁碑》，刻于光绪四年；《张掖与山丹摊派芨草及捆草民夫永远禁革碑记》，刻于光绪五年；《铁道台判武威与民勤两县互控洪水河水源案碑》，立于光绪二十六年；《古浪县长流坝与川七坝水讼碑》，刻于民国五年；《判武威九墩沟民与镇番农民控争石羊水利一案碑》，刻于光绪六年，民国二十六年重録。
五、亡佚碑刻
上述碑刻主要保存在武威市博物馆（文庙、西夏馆）、雷台汉博物馆以及大云寺、海藏寺、罗什寺等寺庙中。现存的碑刻固然让人欣喜，但可惜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年代久远、疏于管理，有些见诸于历史的碑刻已经亡佚了，如立于东汉初年的《窦公台碑》；立于唐代的《唐武安府校尉杨君碑》；立于唐代、明清时重刻的《大云寺古刹功德碑》；立于元代的《镇国寺碑》；刻于至顺二年的《孙都思氏世勋碑》；立于明永乐年间的《福寿寺碑》；宣德二年立的《明敕赐金塔寺碑记》；正德二年立的《明重修上应寺碑》；嘉靖二十八年立的《明真武庙碑》；嘉靖四十一年立的《文庙藏经阁碑》；立于万历二年的《水神庙碑》；刻于乾隆十九年的《乾隆御祭总兵张烈文碑》，以及刻于乾隆年间《大清乾隆政德碑》等等，这些碑刻的亡佚，不仅是武威碑刻的一大损失，更是武威历史文化的一大损失。
武威碑刻，彰显了武威历史的悠久，刻画了武威文化的厚重，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旅游价值和研究价值。历史名城武威，以其丰厚的碑刻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永远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世界华人印章石刻园
：西夏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