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都江镇三都水书摩崖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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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水书摩崖石刻位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大坝村上排（摆）劳村民小组的银子坡上，水书摩崖下临都柳江支流猴子河出口和312国道公路。银子坡三面河水环抱，北面为排长河，东面有猴子河，西面是都柳江。摩崖西距312国道公路的岔河口处约0.5公里，北距都江镇人民政府驻地约5公里，东北距大坝村（全村有8个村民小组，都是水族）委会2公里，南距上排劳寨1公里。摩崖坎下几十米是猴子河出口段。都江大坝水书摩崖石刻的发现，是继三都县塘州乡拉下水文墓碑、周覃镇的查水文墓碑、榕江县计划乡的水文墓碑、都江镇怎雷水文墓碑之后的水书文化古迹的又一重大发现。　　
都江水书摩崖石刻位于距都江镇5公里的大坝村岔河口坡坎上，摩崖下临都柳江和312国道公路，顺坡而上1公里即到上排劳水族寨。摩崖高于地面约7米，崖面长7.5米、宽2.8米，刻字分布面积约3平方米，崖上的水书石刻虽然布满了青苔和石斑，但字迹清晰易辩，可分为三幅竖排的小板块，总29个字，最小的字为3×3厘米，最大的字为12×11厘米，最清晰的字是（ “卯”字）为10×8厘米，字体全为水书文字符号，具体的文字内容含义还有待研究。


摩崖上的水书镌刻于哪一个年代尚未考证。从上排劳寨一位75岁的水族老人口中了解到，此水书石刻是他祖父在小时候就已看到，但都不知道崖石上刻的是什么字。据此推算，该摩崖石刻至少已经存世300年或者更早。

水书是水族人民在生活中用于记载起造、丧葬、祭祀等活动的文化典籍，由于水书的书写与读音不易学习，只有少数专门学习运用水书的水书先生才能认识和掌握水书。所以除了现在存世的水书先生用于传承学习的水书手抄本10000余册之外，留存在世上的其他有关水书文物很少。都江大坝水书摩崖石刻的发现，是继三都县塘州拉下水文墓碑、周覃镇的查水文墓碑、榕江县计划乡的水文墓碑之后的水书文化古迹的又一重大发现。水书摩崖的发现，对研究水书文化、了解水族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水书介绍

水书是水族的文字, 水族语言称其为“泐睢”，意为水家的文字或水家的书，主要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民俗、伦理、哲学等文化信息，被誉为水族的“易经”，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目前仍在水族民间普遍使用。

水族文化研究者普遍认为，水书形态接近和类似于甲骨文和金文，保存着古老的文化气息，是研究水族历史文化、精神信仰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物证”。

发现水书

据说，江苏一收藏爱好者收藏的北宋早期河南临汝窑八莲瓣陶瓷注碗上的5组10个符号，居然被荔波县的水书先生识读、辨认，并认为是水族文字，因为在黔南水书中找到了相同的记载。2004年5曰14日，中国民族报也报道：夏陶神秘符号在水书中找到相同记载。

据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陶上的符号与黔南的水书有相通之处，水书先生甚至可以大致解读其含义，而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

人们早已不识别或遗忘了的古老符号，居然在千年后的生活中被水书先生辨识。这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水书又暗藏着什么样的历史秘密和文化信息？

如今，水族聚居地主要位于云贵高原东南部的苗岭山脉以南、都柳江上游，全国55%以上水族人居住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境内，其余分布在独山、荔波、都匀、榕江等县（市）和广西北部地区的融安、南丹、环江等地。

对于三都，作家梁衡曾挥毫盛赞：“四分地球三分水，天上人间唯一族。”或许正是这瑰丽风光护佑了这“唯一族”的奇特水书，而沿用至今。除了大量的水书纸本，三都县都江镇大坝村有一处水书摩崖石刻，塘州乡、都江镇、周覃镇都有水书墓碑，黔东南的榕江县计划乡也有水书墓碑。于是，水书开始被世人发现与关注。

从形体上看，水书普遍被认为具有三种类型：一是图画文字；二是象形文字；三是借用汉文字，即汉字的反写、倒写或改变汉字形体的写法。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形体中，主要以花、鸟、虫、鱼等自然界中的事物以及一些图腾物如“龙”等所撰写和描绘。

从内容与功能角度出发，水书普遍被分为两类：一类叫“普通水书”，水语谓之“白书”，用于丧葬、嫁娶、出行占卜之类；一类叫“秘笈水书”，水语称之“黑书”， 是水族攻守兼备的秘笈，传世者极少，能破晓之人更是凤毛麟角。

水书的书写形式从右到左直行竖写，无标点符号。目前见到的水书的载体主要有：口传、纸张手抄、刺绣、碑刻、木刻、陶瓷煅造等。

水书中有许多表示水族原始宗教的各种密码符号，暗示水族的宗教意识。其所记，大多是原始宗教信仰方面的日期、方位、吉凶兆象及驱鬼避邪的方法，大体是以年宜、忌月日，以月日宜、忌时方，并用歌诀或事物兆象标明它的吉凶所属，因此多是作为巫师或水书先生施行法事的工具，目前仍在水族民间普遍使用。

可以说，千百年来，水书以其神秘的文字结构和特殊的用途，依靠手抄、口传而成活并沿袭流传至今，保留着水族古老的文明信息，至今在水族民间仍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令世人注目。

整理水书

1986年出版的《水族简史》称水书有400多个字，《中国水族文化研究》称有500多个字，但水书还有许多异体字，主要集中在天干地支、春夏秋冬、九星等单字上。贵州民族学院的水学专家潘朝霖说：“保守推测，如果每个水文字单字至少有一个异体字计算，那么水文字总量约有1600个。”

2002年2月，三都县档案局提供的水书文本，经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评审，3月，水书纳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目前，荔波县最早的一本木刻水书产生于明弘治年间。此珍本也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古老的水书版本。

2008、2009、2010年三都县档案局（馆）先后有18部（套）32卷本水书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共有55余本水书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006年，“水书习俗”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国内水书研究著作主要有：《水书·正七卷》、《水书·丧葬卷》、《水族古文字与书法》、《水族古文字与水书》、《中国水书》、《水书常用字典》、《中国水书探析》等。

2007年，荔波县馆藏精品水书译著丛书之《泐金·记日卷》出版。

2008年，三都出台《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书文化保护条例》。

2010年，三都水书研究人员与电脑技术人员联合攻关，成功研究编写出水族文字输入系统，创造性地开发出水书手写体输入系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水书研究工作提供条件和便捷。

特别是2008，我国第一部《水书常用字典》出版，录选常用文字468个进行编写（不含异体字），连其异体字一起共1780个。它以水族长期以来公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三洞水话为标准语音，并引用关系到这些文字的水书字句等。这部字典是水、汉两族语言信息的交流的工具书，对宣传水族文化，深入开展水书、水语研究，具有辅助价值。
 

研究水书

研究者认为，水书所反映的天象、历法资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九星、二十八宿、八卦九宫、天干地支、日月五星、阴阳五行、六十甲子、七元历制等内容。千百年来，经过历史的过滤和水族文化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水族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包括民居建筑、图腾崇拜、丧葬造屋、生活起居、歌舞服饰等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点，但这些文化的元素都离不开水书。比如，如果谁家的牛马财物被盗，失主也先请水书先生来“掐时”，根据案发的时辰等，而翻开《水书》推算失物和案犯所在方位，然后组织人马前去追查。

因此，研究水书成为了解水族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的捷径，所以学人们经过多年的努力，写出了一些关于水书的研究文章和著作。

清末学者莫友芝认为：水书“初本皆从竹简过录”，“云从三代”，“核其字画，疑斯篆前最简古文。”

１９４３年，岑家梧教授深入水族地区调查，在《水书与水家来源》中，通过甲骨文、金文与水文字的对比研究，认定水书与甲骨文、金文“有姻缘关系”。

潘朝霖著有《神奇水字 神秘水书--<中国水书>管窥》；巴蜀书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大八开160卷本《中国水书》；潘朝霖、韦宗林主编《中国水族文化研究》；潘朝霖、唐建荣主编《水书文化研究》；石国义写有《从睢的寻踪论及水族的源流演化玉民族过程》等。

其中，独山县韦章炳出版《中国水书探析》，全书共七个单元、六十二章节，52万余字。其研究内容涉及：从水族古文字、语言到水书创始人、姓氏；从水族岁时节日到信仰、禁忌、婚丧、嫁娶起造等习俗；从水书与《连山》、《归藏》、《周易》到中古文化的含山玉版；从独山县交陇洞到红岩天书、巴楚文化；从水书条目内容结构到口传的主要掌宫及遁掌玄机；从点滴的水书民俗事象到专题的论述等等。

最近，贵州、香港等地的学者也陆续发表水书研究成果。

悬秘水书

在19世纪末期，王懿荣、罗振玉和王国维等学者发现和研究中国安阳刻符和甲骨文。如今人们都知晓，这些刻符被称为“神谕”，内容主要包括祭祀、狩猎、农业、天文、战争和王室的活动。

汉字发展到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具体描摹自然界动植物的符号已经比较模糊与抽象，而甲骨文从何而来？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中国文字从比如西安半坡陶器符号之类的刻符发展而来，这是许多古文字学家的认识，那么，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是否也可以提供蛛丝马迹的线索？或是另外一种参考体系？

云南的纳西象形文字保留着大量的“图画”，其文字多是对自然界动植物的直接摹写，“书画同源”，在此得到直接的体现。贵州毕节地区的彝文走向了线条的组合，线条组合和形体与西安半坡陶符类似，又接近周代的金文，“图像”的成分比较少。

从形态上来看，黔南的水书处于两者之间，或兼而有之，既有纳西文的“具象”，又有彝文的“抽象”。也可以说，水书既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器花纹的“图像”相似性，也有类似于成熟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书写。

总体而言，研究中国汉字形体的理论主要有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即“六书”之说，研究者多以“象形”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去认识水书，其实，水书还有抽象“线条符号”，并且已经是表意文字，与语言直接联系，那么，“六书”的理论是否也适合用来研究水书呢？除了从文字学的角度，水书是否适合用古汉语的训诂学和音韵学等知识来解读与破释？

水书的功能类似于当年的甲骨文，只是使用甲骨文的远古巫师已经不存在，而水书先生却依然活跃，水书在水族社会以及水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学者熊十力曾说：“余以为今西南各省一切夷人，其祖先都是汉族。”或许，一切果真皆有可能。

“难为”水书

不过，或许因为历史拉开的距离过于遥远，文字演变的轨迹向来如暗河流淌，历史的变迁常常诡秘又模糊。而研究水书，探秘水族，并不那么容易。

三都县档案局的研究人员认为，水书研究亟待自然科学的挖掘佐证和跨学科研究，需在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生物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单独和联合研究，通过生物生理基因、实地实物科学考证，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但目前水书研究存在一些瓶颈，一是人才匮乏，即水书先生、水书专家与学者，二是资金不足。

有学者指出，水书研究存在困难的原因有：一，水书的保护与研究刚起步，基础资料匮乏。《中国水书》大八开160大册，定价18万，一般学者极难看到也买不起；二，水书自身缺陷造成不能独立使用的结局，增加深入研究的难度。“硬件”的水文字及其水书抄本，最大的价值是文字学、版本学研究，而作为“软件”的水书灵魂部分，水书文字难以对应和记录语言、表述内容，全靠水书先生口传心授，没有水语基础，不熟悉水族文化内涵，水书深层次的内容难以被释读。三，学者中存在急功近利、浮躁浮泛的现象。

当然，或许正因为存在困难与疑惑，才更有研究的价值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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