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太学石经》
南宋太学刊刻宋高宗御书石经，有学人认为是秦桧阿谀献谄的一个伎俩。从秦桧奏议刊刻石经的理由来看，主要有两点，一是可以让天下学子得以观瞻天子的书法之妙，并从中获得教益；还可以由此让天下学子得知皇帝对儒家经典推崇备至，勤学不倦，足为学子们学习效仿的榜样。言辞中充满对宋高宗的阿谀溢美之辞，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我们需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来考量这一举措的内在意义。赵宋一朝，历来奉行右文抑武政策。绍兴十二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於是修饰弥文，以粉饰治具，如乡饮、耕籍之类节节备举，……，而祥瑞之奏日闻矣。”值此战乱平息的大好时机，宋高宗致力于修饰文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是确立新政权，重建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主流的一个基本要求。一如他在《临安府太学序赞》中所写：“朕自睦邻息兵，首开学校。教养多士，以遂忠良。”秦桧的奏议正中宋高宗赵构下怀。
刊刻石经，确立经学定本，为汉以来历代王朝所注重。大规模刊刻太学石经始于东汉。东汉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蔡邕（132年-192年）认为“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因此在熹平四年（175年）奏请订正六经文字。蔡邕亲手书丹于碑，由工匠镌刻。石经于光和六年(183年)历9年刻成，立于太学讲堂的东侧，后称之为熹平石经。熹平石经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举，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为儒生学子提供了范本。其问世引起朝野惊动，人们争相前往以先睹为快。“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熹平石经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对日后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成为以后历朝太学石经刊刻滥觞之作。
刊刻石经主要有规范汉字字体、字形的功能，常被用以勘正经籍。“隋志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按，一字当属三字之伪。”这是刊刻正始石经的原因。“覃长於经学，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从容奏曰：‘经籍伪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於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缺。’从之。”唐开平石经的刊刻原因也是源自经籍驳杂，需要辨伪存真。而后蜀石经刊刻的缘由，来自孟昶政权对唐朝政治文化的继承沿袭，更是出于校定典籍的需要。“张俞曰：‘唐之衰，侯王怙乱，崩裂区宇，盪削典法。惟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凡草创制度，多袭唐轨，绍汉学，遂勒石书九经。’”北宋於国子监刻立石经，其作用主要也是确定儒学经典的范本，以供儒生学子所用。“王应麟曰：‘仁宗命国子监取《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为篆隶二体，刻石两楹。’”南宋石经当时立石太学并将石刻墨书颁赐各州学，起到的也是标准教科书的作用。
南宋石经为当朝皇帝亲书，故在当时影响较大，对于南宋时儒家学说的传播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宋高宗御书太学石经从《礼记》中选择《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单独立石，并沿袭北宋石经，将《孟子》、《论语》立石太学的举措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涵义和政治意义。它反映了官方对当时流行的儒学思想的尊重，体现了官方试图以政治权威导引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想的目的。它甚至对南宋思想家朱熹(1130年-1200年)《四书章句集注》的形成，也产生一定影响。“（淳熙六年）冬十月，复建白鹿洞书院。明年三月讫功。又奏乞赐书院敕额及太上皇帝御书石经板本《九经注疏》，并徧求江西诸郡文字藏之。”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改变过去重视“五经”，转而尊崇“四书”的理论构架，在宋高宗所书的南宋石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想转型的趋势。
南宋石经在儒家经典十三经成型的演变历史过程中，尤其是在儒家思想重要转折阶段，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宋儒通过对汉唐经学的批判和超越，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建立一套以“天理”、“心性”论为核心的“道德性命之学”，称之为“新儒学”，这是孔孟儒学在宋代的新发展。南宋太学御书石经这一重大文化工程，对于宋明理学的后续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仅如此，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岳飞故宅兴建太学，刊刻南宋太学御书石经这一举措蕴涵着南宋由积极进取，收复故土的主战思想向和平相处，发展国力的求和思想转变。正是和平的发展环境，南宋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才得以高度发展，临安才得以成为12—13世纪最为繁华的世界大都会。今日杭州之所以能成为“人间天堂”，成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我国七大古都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南宋定都临安和南宋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与南宋太学御书石经的内在思想主导，以及对南宋儒学学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赵构精于书法,善真、行、草书，笔法洒脱婉丽，自然流畅，颇得晋人神韵。其书法影响和左右了南末书坛，后人多效法其书迹，南宋太学石经可谓其书法艺术的代表之作。“千秋留故迹，光彩耀残碑”。南宋石经虽非足本，字迹至今也多有残剥，但其书法甚工，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宋高宗赵构的书法“结体整秀，有晋人法”。宋孝宗（1127年-1194年）自己擅长书画，他说“太上（宋高宗赵构）字画盖出天纵，冠绝古今”；南宋文学家洪迈（1123年-1202年），推崇石经书法“端正严重，肃如神明”；明代大学士杨一清认为“高宗之书精丽有法，置之名家中，亦乌可弃哉”；与杨一清同时代的书法名家文征明（1470年-1559年）从好友唐伯虎处借来石经拓本后，爱不释手，“唐君伯虎宝藏此帖，余借留斋中累月”，并称赞书法“楷法端重，结构浑成”。
清代，到杭州府学摹拓南宋石经的文人学子络绎不绝，其场景当时甚至有“一字万人摹”的夸张描写；有的还以南宋石经拓本作为高雅礼品向外地师友乡谊赠送。这固然由于南宋石经书法造诣自有相当高度，加之碑石由“良工镌刻”，刻工精妙的缘故，更是因为经文书写出自南宋一朝精于书画的天子之手，使人感到尤为名贵。在七朝太学石经中，南宋石经是惟一由皇帝御书的石经。
就七朝石经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南宋石经又是现存惟一位于南方的太学石经。且在七朝石经中，其保留石经碑石数量尚具备一定规模，集中程度之高，仅有唐开成石经和清石经可以与其伦比。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损毁严重，几乎不存。蜀石经毁于宋元之际战火中，仅有少量北宋拓本流传下来。北宋石经也毁坏殆尽，仅存片石。
由此可见，作为汉民族古代辉煌的一种文化现象，距今850年前的尚存实物南宋石经是融政治性、思想性、文化性和艺术性於一体的集大成之作。
碑刻现存85石，其中有《周易》2石，《尚书》7石、《毛诗》10石、《中庸》1石、《春秋》48石、《论语》7石、《孟子》10石。 收藏机构：杭州文庙
：《快雪堂法帖》石刻刻字
：清源山摩崖石刻